第十一节 真理不辩不明 上
收到了一封信,邀请他参加一场辩论会,奖金10万元一个好处,如果他获胜,孔教就可能成为国教;当然如果失败,他的学说就会受到极大打击,孔教将会被彻底排除到国教之外。
如果不是信后面的署名以及国务院专有信封的话,辜鸿铭一定会把这封信转手扔进垃圾箱。不过署名是赵刚,也就说,这是一个值得争取的时机,如果可以的话就能确定孔教的国家地位,这对于辜鸿铭来说十分重要。
辜鸿铭是驰名中外的文化怪杰。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之宣传员。”其评价之高并非无因。
1857年7月18,当辜鸿铭向着马来亚的酷暑盛夏热烈投奔而来时,这个热带南洋小岛早已被英国殖民者占据,改名为“威尔斯王子岛”。混血儿的体态,超凡的天赋,伶俐的言行,与众不同的性情,使辜鸿铭深讨英商布朗的喜爱。
布朗收其为义子,并于1867年前后业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十四岁那年,辜鸿铭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义父为他开设的各种课程,被送到德国学科学,不久考入莱比锡大学,获土木工程文凭。回苏格兰后,又进英国古老的名牌大学——爱丁堡大学就读。
在爱丁堡大学,辜鸿铭还坚持学习希腊语、拉丁文等。1877年二岁那年。他通过拉丁语和希腊两门古语,以及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众多科目地学习和考试。摘取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的桂冠。尔后到牛津大学进修了一段时间,旋赴意大利、奥地利、德国等地游学。
取得德国柏林一所学院地哲学博士学位(一说硕士)后,转赴巴黎。数年间穿梭般求学于莱比锡、爱丁堡、伯明翰、柏林、巴黎等著名大学。辜鸿铭凭着自己的天才和勤奋,掌握了十来门外语,并获得了包括文、理、工、哲等多科的十几项文凭、学位,成为一位学识渊博、满腹经纶、能言善辩、笔走飞鸿、大器早成的青年学者。
如果是正常人的话,辜鸿铭一定会选择在国外找一个高薪工作。然后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但是辜鸿铭没有,他做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辜鸿铭回到了自己地祖国,然后辜鸿铭进入了晚清重臣张之洞幕中,被委为洋文案,办理邦交诸务。
著名中国通、驻华记者乔治-莫理循虽然终生与辜鸿铭为敌,但这位自负的英国博士却由衷地说:“辜鸿铭的英语词汇罕见地丰富,是一个语言天才。”辜鸿铭的语言天才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英文造诣,皆推为“中国第一”。
其德文水平也达出神入化之境。德国作家帕凯说:“辜鸿铭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语与之交谈的第一个中国人。”在德国人举办的庆祝俾斯麦诞辰一百周年的聚会上,辜鸿铭即兴用德语作了一个充满激情的精彩演说,博得全场德国学者和绅士们心悦诚服地掌声。至于法文、希腊等语,辜鸿铭使用起来也像公孙大娘舞剑一般顺手。就连几欲失传的拉丁语。也不在话下
这样一个人,接触西学三十多年,结果他主张的是“中学论”,凡事都以中国为最优。真是奇怪。
和他一同接到邀请的,还有一个名人-严复
严复(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时期。严复考入了家乡地船政学堂,接受了广泛的自然科学的教育。1877年到1879,~|英国留学,先入普茨毛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
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地进化论观点。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
在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地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主办。“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目前严复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
严复(1853-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省候官人
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以“物竟天择、适者生存”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
在满清时代,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国。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
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自然不能胜过人家。基于这种思想,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他除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外,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等。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以“开民智”。
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三、四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
严复提倡西学,反对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他曾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
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古之必。”所以他认为就是、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格致”:“益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之事,则仅得其皮毛。”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
他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他认为在小学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
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功夫。中学阶段应以“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在高等学堂阶段,主要学“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他认为对于青少年,应引导他们分析,学些专深的知识,如此,让他们有所收益,触类旁通、左右逢源。
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翻译(形式逻辑),并积极进行对“名学”的宣传介绍。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我国几千年来,“演绎”甚多,“归纳”绝少,这也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个原因。
严复更重视归纳法,主张要“亲为观察调查”,反对“所求而多论者,皆在文字素(纸墨)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
这样一个人,三十年的中国文化熏陶,最后的思想是西学论。与辜鸿铭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这样辜鸿铭与严复,开始了人生中最艰苦的一次辩论,这两位血管东西的国学大师,将碰撞出绚丽的思想火花,为中国思想界留下珍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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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信后面的署名以及国务院专有信封的话,辜鸿铭一定会把这封信转手扔进垃圾箱。不过署名是赵刚,也就说,这是一个值得争取的时机,如果可以的话就能确定孔教的国家地位,这对于辜鸿铭来说十分重要。
辜鸿铭是驰名中外的文化怪杰。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之宣传员。”其评价之高并非无因。
1857年7月18,当辜鸿铭向着马来亚的酷暑盛夏热烈投奔而来时,这个热带南洋小岛早已被英国殖民者占据,改名为“威尔斯王子岛”。混血儿的体态,超凡的天赋,伶俐的言行,与众不同的性情,使辜鸿铭深讨英商布朗的喜爱。
布朗收其为义子,并于1867年前后业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十四岁那年,辜鸿铭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义父为他开设的各种课程,被送到德国学科学,不久考入莱比锡大学,获土木工程文凭。回苏格兰后,又进英国古老的名牌大学——爱丁堡大学就读。
在爱丁堡大学,辜鸿铭还坚持学习希腊语、拉丁文等。1877年二岁那年。他通过拉丁语和希腊两门古语,以及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众多科目地学习和考试。摘取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的桂冠。尔后到牛津大学进修了一段时间,旋赴意大利、奥地利、德国等地游学。
取得德国柏林一所学院地哲学博士学位(一说硕士)后,转赴巴黎。数年间穿梭般求学于莱比锡、爱丁堡、伯明翰、柏林、巴黎等著名大学。辜鸿铭凭着自己的天才和勤奋,掌握了十来门外语,并获得了包括文、理、工、哲等多科的十几项文凭、学位,成为一位学识渊博、满腹经纶、能言善辩、笔走飞鸿、大器早成的青年学者。
如果是正常人的话,辜鸿铭一定会选择在国外找一个高薪工作。然后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但是辜鸿铭没有,他做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辜鸿铭回到了自己地祖国,然后辜鸿铭进入了晚清重臣张之洞幕中,被委为洋文案,办理邦交诸务。
著名中国通、驻华记者乔治-莫理循虽然终生与辜鸿铭为敌,但这位自负的英国博士却由衷地说:“辜鸿铭的英语词汇罕见地丰富,是一个语言天才。”辜鸿铭的语言天才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英文造诣,皆推为“中国第一”。
其德文水平也达出神入化之境。德国作家帕凯说:“辜鸿铭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语与之交谈的第一个中国人。”在德国人举办的庆祝俾斯麦诞辰一百周年的聚会上,辜鸿铭即兴用德语作了一个充满激情的精彩演说,博得全场德国学者和绅士们心悦诚服地掌声。至于法文、希腊等语,辜鸿铭使用起来也像公孙大娘舞剑一般顺手。就连几欲失传的拉丁语。也不在话下
这样一个人,接触西学三十多年,结果他主张的是“中学论”,凡事都以中国为最优。真是奇怪。
和他一同接到邀请的,还有一个名人-严复
严复(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时期。严复考入了家乡地船政学堂,接受了广泛的自然科学的教育。1877年到1879,~|英国留学,先入普茨毛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
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地进化论观点。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
在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地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主办。“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目前严复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
严复(1853-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省候官人
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以“物竟天择、适者生存”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
在满清时代,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国。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
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自然不能胜过人家。基于这种思想,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他除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外,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等。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以“开民智”。
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三、四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
严复提倡西学,反对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他曾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
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古之必。”所以他认为就是、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格致”:“益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之事,则仅得其皮毛。”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
他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他认为在小学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
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功夫。中学阶段应以“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在高等学堂阶段,主要学“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他认为对于青少年,应引导他们分析,学些专深的知识,如此,让他们有所收益,触类旁通、左右逢源。
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翻译(形式逻辑),并积极进行对“名学”的宣传介绍。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我国几千年来,“演绎”甚多,“归纳”绝少,这也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个原因。
严复更重视归纳法,主张要“亲为观察调查”,反对“所求而多论者,皆在文字素(纸墨)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
这样一个人,三十年的中国文化熏陶,最后的思想是西学论。与辜鸿铭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这样辜鸿铭与严复,开始了人生中最艰苦的一次辩论,这两位血管东西的国学大师,将碰撞出绚丽的思想火花,为中国思想界留下珍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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