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9节 养伤 2
所有人离去后,病房里又只剩下蒋纬国和蔡文娜。蔡文娜端着一杯热牛奶走过来,关切异常地看着蒋纬国:“你饿不饿?你现在只能吃流食,我喂你喝点牛奶吧。”
蒋纬国点点头:“好,谢谢你。”
蔡文娜拿起一把小勺子,很小心很轻柔地给蒋纬国喂牛奶。
抿了两口牛奶润了润嗓子后,蒋纬国立刻按捺不住他心头的各种疑惑:“蔡小姐,首先,这是哪里?”
“洛阳。”蔡文娜回答道,“你受伤后,先在西安进行了初步急救,然后送到洛阳,因为这里更安全。医生说你受伤很重,不能颠簸移动,所以就没把你送到南京。”
蒋纬国接着问道:“今天是几号?”
蔡文娜回答道:“今天是民国二十六年一月十九日,明天就是腊八节了。”
蒋纬国在心里感叹一声:“民国二十六年?妈蛋的!真是一梦千年啊,老子只是睡一觉,就从月14日进入1937年1月19日了,浪费好多时间。”他又问道,“我父亲呢?他有没有受伤什么的?”
“蒋委员长?他没事,没有受伤,他是跟你一起从西安来洛阳的,还在这里呆了一星期,但他一直没能等你醒过来,所以就先回南京去了,委托夫人留在这里照顾你。”蔡文娜说道。
虽然蔡文娜的回答并不是蒋纬国想知道的重点,但蒋纬国彻底地如释重负,他听出来了,蒋介石没事,已经逃出生天了,看来西安事变也已经结束,虽然过程和结束方式很可能出了很大偏差,但结局是大同小异的。“谢天谢地!历史没有因为我的胡乱插手而彻底被改变。”蒋纬国心里的最后一块也是分量最重的一块石头终于轰然落地了。
“西安事变是怎么解决的?”蒋纬国迫不及待地问蔡文娜。
“这个…”蔡文娜露出为难神色,“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张学良将军亲自陪蒋委员长回到南京…”
蒋纬国意识到自己问错人了,蔡文娜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哪里会知道这种国家大事的具体过程和细节,这个问题只能下次问宋美龄了,因此他换个话题:“蔡小姐,你…你怎么会在这里呢?”他确实很好奇。
蔡文娜脸上浮起一片红云,同时低下头:“我…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的事…知道你受伤后,我很…我很担心你…所以就来洛阳,然后在医院外碰到了夫人,夫人就让我留在这里帮忙…”
蒋纬国听明白了,他不是傻子,意识到了某种事,但更加感到疑惑,也有点怀疑:“你…你老公不管你?”
“我老公?”蔡文娜惊讶地瞪大眼睛,“我没有老公啊!我早就跟杨森离婚了呀!”
“那个英语老师嘛!”
“他?”蔡文娜脸上浮起一丝赧然和苦涩,“你帮我跟杨森离婚后,我去找他,但他却犹犹豫豫、畏畏缩缩,他说…说你要是没死,你会饶不了他,你要是死了,杨森会饶不了他,所以,他让我不要害他,他说他知道七姐(曾桂枝)就是跟七姐的男朋友一起被杨森杀死的。”
蒋纬国笑嘻嘻地看着蔡文娜:“所以来找我?怎么?看上我了?”
蔡文娜顿时满面通红。对于蔡文娜而言,杨森那里是狼窝虎穴,好不容易获得自由的她肯定宁死也不想再去,那个英语老师虽然是让她第一次产生爱恋情愫的男人,但却没有勇气对她负责(因为两个情敌一个比一个狠),自然而然,蒋纬国就是她唯一的也是最好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讲,蒋纬国成了蔡文娜的“备胎”,但也不能真的说是“备胎”,因为蔡文娜在蒋纬国把她救出来时就对他产生了好感(毕竟蒋纬国的条件实在太好了,虽然不是白马王子,但也是坦克王子),因为这股好感,所以她在那个英语老师表示不敢接受她时都没有太坚持,直接买火车票来洛阳找蒋纬国,并且她此举得到了蔡文墨的鼎力支持。
蒋纬国握住蔡文娜的手,蔡文娜低着头,没反抗。蒋纬国知道,自己跟蔡文娜肯定要“假戏真做”了,勉强算是一个意外收获,但是,蒋纬国此时更关心西安事变究竟是怎么解决的。
“纬国!”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蒋纬国和蔡文娜顺声看去,见宋美龄一脸气恼表情地站在门口,两人急忙松开彼此的手。蔡文娜慌张地起身向宋美龄弯身行礼:“夫人好。”
宋美龄绷着脸:“出去吧。”
蔡文娜离去后,宋美龄坐在蒋纬国床边,满脸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纬国,你呀你呀,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上次重庆的那件事被曝光后,你口口声声辩解你只是见义勇为,是成人之美,我当时还的真相信你了!但刚才我看到什么?什么见义勇为?你果然就是外界说的那样,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抢别人老婆!我…我真是看错你了!”
蒋纬国暗暗叫苦,妈的,这事还真的是弄巧成拙了,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他无可奈何,只能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母亲大人,您就别为我的私事操心了…”
“你以为我想?”宋美龄佯怒道,“你还当我不知道?你在苏州上学的时候欠下了多少风流债?别的不说,那个施利聆,都怀上你孩子了!咦,我刚发现,这个蔡文娜是别人老婆,而那个施利聆也是别人老婆,纬国…”她用一种怪怪的眼神看着蒋纬国,“你还蛮缺德的嘛!”
蒋纬国顿时满头大汗,他在心里大喊冤枉:关我屁事!那个施利聆是前任蒋纬国留下的情债,这个蔡文娜是我好心好意救她的,救完后我就送她离开了,我是真心诚意地成人之美,结果她那个初恋男友不要她,所以她才来找我的,我总不能把这么一个大美女拒之门外吧?
“那个施四小姐过阵子可能也会来。”宋美龄满脸的幸灾乐祸,“我到时候看你怎么办!”
“什么?”蒋纬国听得心惊肉跳,“她也来?等等,母亲,您是怎么知道她的?”
宋美龄嘲笑道:“你受伤的事情都上报纸了,她怎么不知道?把她吓得差点儿就流产了,哭着喊着要来洛阳看你,姚夫人好说歹说也没用,只能把这件事告诉我和你父亲了。施利聆现在已经有…八个月的身孕了,纬国,你就要做父亲了,但是…”她鄙夷地道,“孩子母亲却是别人老婆。你说你荒唐不荒唐?”她又奚落道,“你父亲知道这件事后,要不是他向来惯着你,加上你这次又受了伤,让他更加不忍心你,否则他早就对你大发雷霆了!算你走运!”
蒋纬国不得不转移话题,一是转移宋美龄的注意力,二是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母亲啊,西安事变是怎么解决的?您快跟我说说吧!”蒋纬国迫不及待地问道。
宋美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她看着蒋纬国,轻轻地叹口气:“你父亲之所以能化险为夷,很大程度上就是你挨的这一枪。因为你挨了一枪,张学良总算是良心发现了。”她唏嘘不已。
这个时空里的“西安事变”跟原先历史上的“西安事变”虽然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但确实因为蒋纬国的“搅合”而大不一样了。具体发生了哪些“不一样”,需要慢慢地分析,因为“西安事变”的事件本身、发生背景、整体环境都非常复杂,涉及到多方面的利益关系。首先,当时陕省境内的军队共有三支,分别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小西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支军队在西北地区号称“三位一体”,组成了“铁三角”。三支军队里,红军约几万人,并且有很大一部分兵力被组建成了西路军,当时正与马家军激战于河西走廊,西北军约五万人,东北军则有二十多万。很显然,在三位一体里,东北军实力最强,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的影响力是最大的。策划和实施这件事的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中共在一开始完全不知情。张杨两人虽然秤不离砣,但因为张学良的实力比杨虎城要强好几倍,所以他的态度是起到最大作用的;其次,张学良此人的性格特点。张学良在本质上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二代,吃喝嫖赌抽样样精通,贪图享乐、胸无大志、缺乏才干、没脑子,而他的优点,勉强有两个,第一他不是什么凶恶的人,不会干出残忍的事情,第二他比较重感情、讲义气,但第二个“优点”导致他容易感情用事,做重大选择时经常优柔寡断、摇摆不定,最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因为张学良实力在三位一体里是最强的,所以西安事变没有他的主导,是不可能发生的。张学良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明面上是为了抗日,实际上,他一方面是为了抗日,一方面是希望重圆“东北王”的旧梦,当初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他完全没有认清实际情况,贸然地下令不抵抗(首先,不抵抗命令并不是蒋介石下的;其次,即便蒋介石暗示张学良不要抵抗,张学良自己也该抵抗,这根本就是他的天职),导致东北军无家可归,东北全面沦陷,眼下,他必然会后悔,会悔恨,懊恼自己当初的幼稚决定造成了一发不可收拾的严重后果,他自己也有点傻眼,另外,寄人篱下哪里会有自己称王称霸更逍遥快活?所以他非常急于早日抗日,早日打回东北老家,既能收复国土,也能夺回他自己的根基地盘;还有一方面就是全国各界对他的抨击唾骂,把他骂成“不抵抗将军”,让他长期生活在惶恐、悔恨、焦虑中。就好像一个在无知中闯下弥天大祸的小孩,脑子一热,为了弥补过错,继而会鲁莽行事,最终不但没能弥补过错,还犯下更大过错。除此之外,打着抗日旗号发动事变,也能占领道德制高点,即便张学良以后发现自己犯错了,也会闭口不提自己的私心,口口声声地坚持自己只为抗日。
张学良本人是有“逼蒋抗日”的想法的,同时,杨虎城和中共一直在做着他的思想工作,另外,东北军里的很多将领和官兵也是希望早日打回东北的,并且东北军里有一个组织叫“抗日同志会(简称抗同会)”,这个抗同会是张学良创建的,目的是建立东北军的内部领导核心,实现其深刻改造东北军的目的,并且该组织在性质上是一个思想政治组织,成员大多数都是东北军里的少壮派青年军官,这些人一个个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思想激进,认为蒋介石是不抗日的卖国贼,认为东北会沦陷、中国会受欺凌都是蒋介石造成的。因为思想激进,所以该组织有股盲目蛮干的势头,使得创建人张学良自己都对其不怎么能控制得住了。作为对比,日本军界里也有很多这种由激进分子组成的组织,“九一八事变”就是这种组织擅自干出的。无论是东北军里的激进组织还是日军里的,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一样的:思想激进、胆大妄为。
抗同会跟杨虎城等其它势力一起,不断地鼓动张学良,时间长了,张学良自然受到影响,他把问题想得太简单(因为他脑子简单),以为别人跟他一样只是为了抗日(其实他自己也动机不纯),不知道别人有着别人的目的,于是他就被别人当枪使,鲁莽地发动了西安事变。
在原先的历史上,西安事变是这样发展的:张学良成功地扣押了蒋介石,他头脑简单(所以被蒋介石派去“剿共”后居然被中共说服得“反水”),只想让蒋介石停止剿共、国共联合、一起抗日,根本就没想到这其中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张学良是不可能杀蒋介石的,一来他虽然没本事,但他本性并不凶残,二来他对蒋介石是有感情的,他跟蒋介石是结拜兄弟,中原大战中,因为他站在蒋介石这边,蒋介石才能一举打败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彻底成为全国最强势力,蒋介石待张学良不薄,张学良感怀在心。蒋介石被扣押后,杨虎城、东北军很多高层、抗同会、中共很多高层(包括毛主席。在西安事变第二天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明确表态“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毛主席主张公审处决蒋介石),都强烈要求杀掉蒋介石,但张学良坚决不同意。虽然杨虎城、抗同会、中共都觉得张学良“意气用事”,但也没办法,张学良实力最强,蒋介石在他手上,他不肯杀,别人没法杀。十多天后,经过多次谈判,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引起了杨虎城和抗同会的极力反对。中共此时已经不反对了,因为苏联方面明确发来指示“不许杀蒋介石”,并且蒋介石也承诺停止剿共、国共合作,中共已经赢得了最大的利益,而杨虎城和抗同会则极力反对,杨虎城觉得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会出尔反尔(也许杨虎城还有别的原因,但不好说),抗同会觉得,必须要杀掉蒋介石,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中国,才能制止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为此,杨虎城和张学良发生了激烈争吵,抗同会甚至打算“把张学良和蒋介石一起杀掉”(抗同会已经不受张学良的控制,并且因为思想激进,所以胆大妄为,因为有爱国的旗号,所以他们干什么都觉得自己代表着正义),最后,张学良亲自陪伴蒋介石从西安回南京(张学良此时可能已经发现自己被骗了,所以对蒋介石充满了愧疚。另外,蒋介石可能也看出张学良只是被人利用,所以没要他的命,相反,因为杨虎城态度跟张学良完全不一样,所以蒋介石没有原谅杨虎城)。不过,事情还没结束。西安事变被和平解决以及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后,大部分东北军将领虽然十分不满,但基本上选择服从南京政府,但在抗同会看来,这个行为是无法容忍的,是向蒋介石妥协甚至是投降,背叛了抗日宗旨(抗日是他们挂在嘴上的口号,实际上他们各怀鬼胎,只不过他们打着抗日这个冠冕堂皇的旗号,就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以正义名义来犯罪),所以他们决心清理东北军里的“投降派”,悍然制造血案,导致王以哲、蒋斌、解方等多名东北军高级将领被杀害,另有何柱国等多名高级将领险些被杀。另一方面,中共一直希望能把东北军发展成盟友力量,思想最激进的抗同会是中共重点工作对象。结果,抗同会鲁莽而野蛮地杀害王以哲等将领后,东北军彻底愤怒了,因为抗同会跟中共很有联系,所以抗同会此举导致中共被东北军厌恶,很多原本在国府和中共之间摇摆不定的东北军将领纷纷倒向国府,还有愤怒的东北军将领提议“在东北军内清共”,说白了,中共是无辜的(王以哲就是秘密共产党员),但因为中共跟抗同会走得太近,导致受到抗同会胡作非为的波及。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抗同会不被东北军所接受,不被国民政府所原谅,中共也与其划清界限,使得抗同会成了丧家之狗。鲍文樾、应德田、苗剑秋、白凤翔、王玉瓒、孙铭九…都是抗同会成员,都是捉蒋行动的实施者,特别是孙铭九,更是被称为“捉蒋英雄”,但是,抗日战争真的爆发后,这些以前抗日口号喊得整天响、打着抗日旗号干出各种激进行为的“爱国少壮派青年军官”大部分都投降日本人做了汉奸。
蒋纬国的横插一脚,使得此时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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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点点头:“好,谢谢你。”
蔡文娜拿起一把小勺子,很小心很轻柔地给蒋纬国喂牛奶。
抿了两口牛奶润了润嗓子后,蒋纬国立刻按捺不住他心头的各种疑惑:“蔡小姐,首先,这是哪里?”
“洛阳。”蔡文娜回答道,“你受伤后,先在西安进行了初步急救,然后送到洛阳,因为这里更安全。医生说你受伤很重,不能颠簸移动,所以就没把你送到南京。”
蒋纬国接着问道:“今天是几号?”
蔡文娜回答道:“今天是民国二十六年一月十九日,明天就是腊八节了。”
蒋纬国在心里感叹一声:“民国二十六年?妈蛋的!真是一梦千年啊,老子只是睡一觉,就从月14日进入1937年1月19日了,浪费好多时间。”他又问道,“我父亲呢?他有没有受伤什么的?”
“蒋委员长?他没事,没有受伤,他是跟你一起从西安来洛阳的,还在这里呆了一星期,但他一直没能等你醒过来,所以就先回南京去了,委托夫人留在这里照顾你。”蔡文娜说道。
虽然蔡文娜的回答并不是蒋纬国想知道的重点,但蒋纬国彻底地如释重负,他听出来了,蒋介石没事,已经逃出生天了,看来西安事变也已经结束,虽然过程和结束方式很可能出了很大偏差,但结局是大同小异的。“谢天谢地!历史没有因为我的胡乱插手而彻底被改变。”蒋纬国心里的最后一块也是分量最重的一块石头终于轰然落地了。
“西安事变是怎么解决的?”蒋纬国迫不及待地问蔡文娜。
“这个…”蔡文娜露出为难神色,“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张学良将军亲自陪蒋委员长回到南京…”
蒋纬国意识到自己问错人了,蔡文娜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哪里会知道这种国家大事的具体过程和细节,这个问题只能下次问宋美龄了,因此他换个话题:“蔡小姐,你…你怎么会在这里呢?”他确实很好奇。
蔡文娜脸上浮起一片红云,同时低下头:“我…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的事…知道你受伤后,我很…我很担心你…所以就来洛阳,然后在医院外碰到了夫人,夫人就让我留在这里帮忙…”
蒋纬国听明白了,他不是傻子,意识到了某种事,但更加感到疑惑,也有点怀疑:“你…你老公不管你?”
“我老公?”蔡文娜惊讶地瞪大眼睛,“我没有老公啊!我早就跟杨森离婚了呀!”
“那个英语老师嘛!”
“他?”蔡文娜脸上浮起一丝赧然和苦涩,“你帮我跟杨森离婚后,我去找他,但他却犹犹豫豫、畏畏缩缩,他说…说你要是没死,你会饶不了他,你要是死了,杨森会饶不了他,所以,他让我不要害他,他说他知道七姐(曾桂枝)就是跟七姐的男朋友一起被杨森杀死的。”
蒋纬国笑嘻嘻地看着蔡文娜:“所以来找我?怎么?看上我了?”
蔡文娜顿时满面通红。对于蔡文娜而言,杨森那里是狼窝虎穴,好不容易获得自由的她肯定宁死也不想再去,那个英语老师虽然是让她第一次产生爱恋情愫的男人,但却没有勇气对她负责(因为两个情敌一个比一个狠),自然而然,蒋纬国就是她唯一的也是最好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讲,蒋纬国成了蔡文娜的“备胎”,但也不能真的说是“备胎”,因为蔡文娜在蒋纬国把她救出来时就对他产生了好感(毕竟蒋纬国的条件实在太好了,虽然不是白马王子,但也是坦克王子),因为这股好感,所以她在那个英语老师表示不敢接受她时都没有太坚持,直接买火车票来洛阳找蒋纬国,并且她此举得到了蔡文墨的鼎力支持。
蒋纬国握住蔡文娜的手,蔡文娜低着头,没反抗。蒋纬国知道,自己跟蔡文娜肯定要“假戏真做”了,勉强算是一个意外收获,但是,蒋纬国此时更关心西安事变究竟是怎么解决的。
“纬国!”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蒋纬国和蔡文娜顺声看去,见宋美龄一脸气恼表情地站在门口,两人急忙松开彼此的手。蔡文娜慌张地起身向宋美龄弯身行礼:“夫人好。”
宋美龄绷着脸:“出去吧。”
蔡文娜离去后,宋美龄坐在蒋纬国床边,满脸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纬国,你呀你呀,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上次重庆的那件事被曝光后,你口口声声辩解你只是见义勇为,是成人之美,我当时还的真相信你了!但刚才我看到什么?什么见义勇为?你果然就是外界说的那样,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抢别人老婆!我…我真是看错你了!”
蒋纬国暗暗叫苦,妈的,这事还真的是弄巧成拙了,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他无可奈何,只能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母亲大人,您就别为我的私事操心了…”
“你以为我想?”宋美龄佯怒道,“你还当我不知道?你在苏州上学的时候欠下了多少风流债?别的不说,那个施利聆,都怀上你孩子了!咦,我刚发现,这个蔡文娜是别人老婆,而那个施利聆也是别人老婆,纬国…”她用一种怪怪的眼神看着蒋纬国,“你还蛮缺德的嘛!”
蒋纬国顿时满头大汗,他在心里大喊冤枉:关我屁事!那个施利聆是前任蒋纬国留下的情债,这个蔡文娜是我好心好意救她的,救完后我就送她离开了,我是真心诚意地成人之美,结果她那个初恋男友不要她,所以她才来找我的,我总不能把这么一个大美女拒之门外吧?
“那个施四小姐过阵子可能也会来。”宋美龄满脸的幸灾乐祸,“我到时候看你怎么办!”
“什么?”蒋纬国听得心惊肉跳,“她也来?等等,母亲,您是怎么知道她的?”
宋美龄嘲笑道:“你受伤的事情都上报纸了,她怎么不知道?把她吓得差点儿就流产了,哭着喊着要来洛阳看你,姚夫人好说歹说也没用,只能把这件事告诉我和你父亲了。施利聆现在已经有…八个月的身孕了,纬国,你就要做父亲了,但是…”她鄙夷地道,“孩子母亲却是别人老婆。你说你荒唐不荒唐?”她又奚落道,“你父亲知道这件事后,要不是他向来惯着你,加上你这次又受了伤,让他更加不忍心你,否则他早就对你大发雷霆了!算你走运!”
蒋纬国不得不转移话题,一是转移宋美龄的注意力,二是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母亲啊,西安事变是怎么解决的?您快跟我说说吧!”蒋纬国迫不及待地问道。
宋美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她看着蒋纬国,轻轻地叹口气:“你父亲之所以能化险为夷,很大程度上就是你挨的这一枪。因为你挨了一枪,张学良总算是良心发现了。”她唏嘘不已。
这个时空里的“西安事变”跟原先历史上的“西安事变”虽然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但确实因为蒋纬国的“搅合”而大不一样了。具体发生了哪些“不一样”,需要慢慢地分析,因为“西安事变”的事件本身、发生背景、整体环境都非常复杂,涉及到多方面的利益关系。首先,当时陕省境内的军队共有三支,分别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小西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支军队在西北地区号称“三位一体”,组成了“铁三角”。三支军队里,红军约几万人,并且有很大一部分兵力被组建成了西路军,当时正与马家军激战于河西走廊,西北军约五万人,东北军则有二十多万。很显然,在三位一体里,东北军实力最强,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的影响力是最大的。策划和实施这件事的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中共在一开始完全不知情。张杨两人虽然秤不离砣,但因为张学良的实力比杨虎城要强好几倍,所以他的态度是起到最大作用的;其次,张学良此人的性格特点。张学良在本质上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二代,吃喝嫖赌抽样样精通,贪图享乐、胸无大志、缺乏才干、没脑子,而他的优点,勉强有两个,第一他不是什么凶恶的人,不会干出残忍的事情,第二他比较重感情、讲义气,但第二个“优点”导致他容易感情用事,做重大选择时经常优柔寡断、摇摆不定,最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因为张学良实力在三位一体里是最强的,所以西安事变没有他的主导,是不可能发生的。张学良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明面上是为了抗日,实际上,他一方面是为了抗日,一方面是希望重圆“东北王”的旧梦,当初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他完全没有认清实际情况,贸然地下令不抵抗(首先,不抵抗命令并不是蒋介石下的;其次,即便蒋介石暗示张学良不要抵抗,张学良自己也该抵抗,这根本就是他的天职),导致东北军无家可归,东北全面沦陷,眼下,他必然会后悔,会悔恨,懊恼自己当初的幼稚决定造成了一发不可收拾的严重后果,他自己也有点傻眼,另外,寄人篱下哪里会有自己称王称霸更逍遥快活?所以他非常急于早日抗日,早日打回东北老家,既能收复国土,也能夺回他自己的根基地盘;还有一方面就是全国各界对他的抨击唾骂,把他骂成“不抵抗将军”,让他长期生活在惶恐、悔恨、焦虑中。就好像一个在无知中闯下弥天大祸的小孩,脑子一热,为了弥补过错,继而会鲁莽行事,最终不但没能弥补过错,还犯下更大过错。除此之外,打着抗日旗号发动事变,也能占领道德制高点,即便张学良以后发现自己犯错了,也会闭口不提自己的私心,口口声声地坚持自己只为抗日。
张学良本人是有“逼蒋抗日”的想法的,同时,杨虎城和中共一直在做着他的思想工作,另外,东北军里的很多将领和官兵也是希望早日打回东北的,并且东北军里有一个组织叫“抗日同志会(简称抗同会)”,这个抗同会是张学良创建的,目的是建立东北军的内部领导核心,实现其深刻改造东北军的目的,并且该组织在性质上是一个思想政治组织,成员大多数都是东北军里的少壮派青年军官,这些人一个个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思想激进,认为蒋介石是不抗日的卖国贼,认为东北会沦陷、中国会受欺凌都是蒋介石造成的。因为思想激进,所以该组织有股盲目蛮干的势头,使得创建人张学良自己都对其不怎么能控制得住了。作为对比,日本军界里也有很多这种由激进分子组成的组织,“九一八事变”就是这种组织擅自干出的。无论是东北军里的激进组织还是日军里的,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一样的:思想激进、胆大妄为。
抗同会跟杨虎城等其它势力一起,不断地鼓动张学良,时间长了,张学良自然受到影响,他把问题想得太简单(因为他脑子简单),以为别人跟他一样只是为了抗日(其实他自己也动机不纯),不知道别人有着别人的目的,于是他就被别人当枪使,鲁莽地发动了西安事变。
在原先的历史上,西安事变是这样发展的:张学良成功地扣押了蒋介石,他头脑简单(所以被蒋介石派去“剿共”后居然被中共说服得“反水”),只想让蒋介石停止剿共、国共联合、一起抗日,根本就没想到这其中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张学良是不可能杀蒋介石的,一来他虽然没本事,但他本性并不凶残,二来他对蒋介石是有感情的,他跟蒋介石是结拜兄弟,中原大战中,因为他站在蒋介石这边,蒋介石才能一举打败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彻底成为全国最强势力,蒋介石待张学良不薄,张学良感怀在心。蒋介石被扣押后,杨虎城、东北军很多高层、抗同会、中共很多高层(包括毛主席。在西安事变第二天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明确表态“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毛主席主张公审处决蒋介石),都强烈要求杀掉蒋介石,但张学良坚决不同意。虽然杨虎城、抗同会、中共都觉得张学良“意气用事”,但也没办法,张学良实力最强,蒋介石在他手上,他不肯杀,别人没法杀。十多天后,经过多次谈判,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引起了杨虎城和抗同会的极力反对。中共此时已经不反对了,因为苏联方面明确发来指示“不许杀蒋介石”,并且蒋介石也承诺停止剿共、国共合作,中共已经赢得了最大的利益,而杨虎城和抗同会则极力反对,杨虎城觉得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会出尔反尔(也许杨虎城还有别的原因,但不好说),抗同会觉得,必须要杀掉蒋介石,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中国,才能制止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为此,杨虎城和张学良发生了激烈争吵,抗同会甚至打算“把张学良和蒋介石一起杀掉”(抗同会已经不受张学良的控制,并且因为思想激进,所以胆大妄为,因为有爱国的旗号,所以他们干什么都觉得自己代表着正义),最后,张学良亲自陪伴蒋介石从西安回南京(张学良此时可能已经发现自己被骗了,所以对蒋介石充满了愧疚。另外,蒋介石可能也看出张学良只是被人利用,所以没要他的命,相反,因为杨虎城态度跟张学良完全不一样,所以蒋介石没有原谅杨虎城)。不过,事情还没结束。西安事变被和平解决以及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后,大部分东北军将领虽然十分不满,但基本上选择服从南京政府,但在抗同会看来,这个行为是无法容忍的,是向蒋介石妥协甚至是投降,背叛了抗日宗旨(抗日是他们挂在嘴上的口号,实际上他们各怀鬼胎,只不过他们打着抗日这个冠冕堂皇的旗号,就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以正义名义来犯罪),所以他们决心清理东北军里的“投降派”,悍然制造血案,导致王以哲、蒋斌、解方等多名东北军高级将领被杀害,另有何柱国等多名高级将领险些被杀。另一方面,中共一直希望能把东北军发展成盟友力量,思想最激进的抗同会是中共重点工作对象。结果,抗同会鲁莽而野蛮地杀害王以哲等将领后,东北军彻底愤怒了,因为抗同会跟中共很有联系,所以抗同会此举导致中共被东北军厌恶,很多原本在国府和中共之间摇摆不定的东北军将领纷纷倒向国府,还有愤怒的东北军将领提议“在东北军内清共”,说白了,中共是无辜的(王以哲就是秘密共产党员),但因为中共跟抗同会走得太近,导致受到抗同会胡作非为的波及。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抗同会不被东北军所接受,不被国民政府所原谅,中共也与其划清界限,使得抗同会成了丧家之狗。鲍文樾、应德田、苗剑秋、白凤翔、王玉瓒、孙铭九…都是抗同会成员,都是捉蒋行动的实施者,特别是孙铭九,更是被称为“捉蒋英雄”,但是,抗日战争真的爆发后,这些以前抗日口号喊得整天响、打着抗日旗号干出各种激进行为的“爱国少壮派青年军官”大部分都投降日本人做了汉奸。
蒋纬国的横插一脚,使得此时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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