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章 询抚臣定清田大计 闻父丧感圣眷优渥
第85章询抚臣定清田大计闻父丧感圣眷优渥
春去秋来光阴荏苒,转眼间到了万历五年的秋天。这天夜交亥时,一匹快马自宣午门方向驰来,到了纱帽胡同口,马上骑客一捋缰绳,快马两只前蹄顿时腾空,那人趁势跳下马鞍,向一个正好路过此地的路人打听,张大学士府在何处?因这人浓重的南方口音,路人一连听了三遍才弄清楚意思,便向胡同口内一指,答道:“进去百十来步就是。”听说这么近了,那人不再骑马,而是牵着马大步流星走进纱帽胡同,片刻之后,张居正的府邸大门便被这人擂得山响。
此刻,张居正府上客堂里,正坐着两位来访的客人。一位是户部尚书王国光,一位是山东巡抚杨本庵。为何这样两个人凑到一块儿来拜访张居正呢?事情还得从一个月前的一份奏折说起。
从万历二年开始,整顿财政一直是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主要内容,从子粒田征税到万历四年开始的驰驿制度的改革,都使朝廷得到了实惠。单说这个驰驿制度,大明开国后,承唐宋朝廷旧制,在全国各地建有数百个驿站。这些驿站负责在职官员的赴任及出差公干的食宿接送,其费用由驿站据实上禀核实报销。而其长年供用的骄马伕役,则就地征派。驿站归兵部管辖,管理驿站的官员叫驿丞,都是八品衔,亦是兵部提名吏部任命。朝廷设立驿站的初衷,本意是为了公务简便,提高办事效率,但演变到后来就成了一种特权。入住驿站者,照例应有兵部发给的勘合作为凭证。为了发放简便,兵部每年给在京各大衙门以及全国各府州衙门配发一定数额的勘合,持此勘合者,不单出门旅行有驿站接待,一路上骄马官船都由驿站供给,临行还由驿站送上一份礼银。如此一来,一纸小小的勘合就成了官场上身份的象征,一些高官大僚当路要人,不但自己享受勘合之便,甚至其家人仆役都能获沾殊荣。因此,近一百多年来,这大明开国订下的驿递制度,已日渐演变成国家财政的重大负担,全国数百座官驿变成了官员们敲诈勒索游饮宴乐的腐败场所。张居正奏明皇上对驿递制度进行了严厉整顿,对勘合的管理严之又严,规定凡因私旅行者一律不准驰驿,违令者严惩。官员们出门在外在官驿中享受惯了,突然不准使用,都深感不便。更重要的是,出一次远门本是官员们捞外快的绝佳机会,如今不但没有“礼金”收入,沿途住客店还得去一大笔费用,因此引起了不少官员的不满与抵触,甚至有人给皇上写折子,要求废除这个刚刚实施的“驿传之禁”,张居正决不肯通融。他深知整饬纲纪矫治腐败的艰难,于是对敢于违禁者给予严惩,一年多来,因为违反条例使用驿递或搔扰驿站的官员,被他处分了五十几个。最典例的例子有:宛马寺卿赵惇郊游,在京南驿吃了一顿招待筵席,被降职一级。按察使汤卿出京公干,要驿站多拨三匹马载其仆役并索要酒食,被连降三级。更甚者,是甘肃巡抚侯东莱的儿子擅自使用驿站,被言官纠弹。甘肃地处北边前线,侯东莱又是制虏镇边屡建殊功的封疆大吏。因此有不少人替他说情,小皇上也想下旨“薄责之,下不为例”,张居正却坚决不同意,执意革去了侯东莱儿子的官荫。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身边的人更是管束得近于苛刻,他的儿子懋修回江陵参加乡试,张居正让他雇了一头骡子骑着回去。他府上一个仆人外出办事,把驿站的马匹用过一回,他知道后,立即把这仆人绑至锦衣卫治罪,杖一百棍遣回原籍。
常言道‘政治当明其号令,法令严执,不言而威’,由于张居正善用刑典,且完全不徇私情,一个烂了一百多年的驿递制度,竟被他用一年时间治理得秩序井然。不仅矫正了官员们据此而营私的痼弊,而且一年还能为朝廷省下一百多万两银子。
由于连续做成了几件大事,再加之深得李太后和冯保的信任,张居正现在成了大明开国以来最有权势的首辅。在他的治理下,不但吏治清明,国家财政也彻底摆脱了困境。但他知道,近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弊政,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内全部芟除。民瘼轻重,吏弊深浅,钱粮多寡,强宗有无,诸多国事,张居正都铭记于心,一旦发现问题,便及时纠察处理,决不肯拖延半日。
却说上个月,户科给事中温加礼给皇上写了一份奏折,弹劾山东巡抚杨本庵征税不力。隆庆年间,山东一直是粮税大省,可是自万历二年之后,山东上交国库的税银虽略有增加,但其在全国的排名却由第五掉到了第十一名。而原来远远落在后面的如山西、湖广等省却晋身为前八名。山东沃野千里,且近漕河灌溉之便,经过子粒田征课等措施后,为何税赋却不能大幅增收?温加礼便把这责任归咎于杨本庵。
张居正收到从小皇上那里转来的这份奏折后,极为重视,吩咐手下把王国光召来会揖此事。其实,在读到这份弹劾折子之前,王国光就已经注意到山东的问题。当年,王国光与杨本庵同在山西为官,王为抚台,杨为学政。因此王国光深知杨本庵的为人,做事丁是丁卯是卯决没有半点含糊,而且进取心也强。说他玩忽职守懈怠政务,于情理上说不过去。王国光猜想杨本庵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便建议张居正把杨本庵召进京城当面询问。张居正也觉得派人前往调查再等他回来禀报,既费时,还不一定可靠,遂听从王国光的建议,往山东抚衙发了一道加急咨文。杨本庵收到函件,焉敢怠慢,即刻束装北上,他今天下午到京,先去户部拜访了老朋友王国光,然后随王国光连夜来到张居正的府中。
杨本庵担任山西学政时,张居正在礼部尚书任上,还是隆庆二年京城会试的主考官,因此两人并不陌生,但也没有私交。杨本庵这是第一次登张居正的家门,他本是有心人,一看这客堂明窗净几,处处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就知道主人的心性,对卑鄙龌龊藏污纳垢之事天生反感。张居正自当首辅后,为避嫌疑,极少在家会见官员,但他知道杨本庵是王国光的朋友,故给了他一回面子。
茶过三巡,寒喧过后,张居正开口问道:“杨大人,户科给事中温可礼弹劾你的折子,想必你已看到。”
“下官动身进京之前,就收到这份弹劾折子的副本,”杨本庵一谈正事儿就挺直了身子,他看了看王国光,又补充道,“而且,稍后的邸报中,也将这折子全文刊登了出来。”
“温可礼说的可有道理?”
“事实是真的。”
“那什么是假的?”
“说下官玩忽职守,政务懈怠,这一条是假的。”
“为何不见你的辩疏上来?”
“首辅大人紧急咨文让下官火速赴京,所以就搁下了,而且,这辩疏下官也无从落笔。”
“为何?”
“唉,下官真是有难言之隐啊!”
杨本庵表现出一脸的无奈,两人一开始谈话就弄得气氛很紧张。王国光担心老朋友会错过这次替自己辩解的好机会,便一旁撺掇道:
“中明兄,你有何难处,正可对首辅当面讲清楚,省得让人过话,说走了样儿。”
杨本庵明白王国光的用意,他沉吟了一会儿,缓缓言道:“下官出抚山东三年,何不想扩大赋税做出政绩来,该增的税都增了,普通纳税农户十之八九都照额缴付税银,基本上没有拖欠现象发生,在老百姓身上再挖潜力,那就不是扩大税源,而是搜刮民脂民膏了。”
“谁让你杨本庵搜刮民脂民膏了,嗯?”张居正一拍茶几,怒气冲冲斥道,“山西湖广等省赋税大幅增加,难道都是搜刮民脂民膏?这些省的抚台,未必都是酷吏?”
“中明兄,你对首辅,怎好如此说话?”王国光也急了,赶紧打圆场。
杨本庵躲过张居正咄咄逼人的目光,也不为方才的话辩解,继续言道:
“下官实不想在安份守几的老百姓身上再打主意,只要首辅大人能帮下官搬开压在头上的两座大山,则山东赋税,还可增加一半。”
“哦?”张居正陡然挺起身子,敛了怒容,急切地问,“请问哪两座大山?”
“一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衍圣公孔尚贤,另一个是第七代阳武侯薛汴。”
一听这两个名字,张居正心里格登了一下。作为当朝首辅,他不一定对全国各地的势豪大户都了如指掌,但是,对孔尚贤与薛汴两人,他却并不陌生。却说孔子被列为“大成至圣先师”入文庙祭祠以来,这位圣人的直接后裔,便被洪武皇帝册封为“衍圣公”,这一名爵代代世袭。如今的衍圣公孔尚贤,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另一个薛汴,是成祖皇帝的靖难功臣薛禄的七世孙。成祖登基后,封薛禄为世袭阳武侯,其封地在山东。薛家在山东经营了七代,其势力也是可想而知。
“这两人怎么了?”张居正问。
“衍圣公与阳武侯,在山东的势豪大户中,可谓是扛山拔鼎的人物。”杨本庵并不是糊涂官,论及地方上的事情,便恢复了他作为封疆大吏的自信,“但这两人在地方上作威作福,抚衙奈何他们不得。先说衍圣公孔尚贤,在曲阜地方,拥有大量的族人佃户。朝廷规定衍圣公每年进京朝贡面圣一次,这孔尚贤趁此机会,让族人佃户替他准备礼品与盘缠,滥加科派。而且,每次进京,对沿途百姓大肆骚扰,所过之处,如同遭到强盗洗劫一般,府县衙门若稍加制止,则受他百般呵斥。如此盘剥还不算,这位衍圣公还把沿途搜刮的货物带到北京贩卖,每年来京一次,总得淹留数月,直到货物卖完才启程返乡。孔子当年周游各国,游说礼教,忙忙如丧家之犬,却不成他的后代子孙如孔尚贤者,竟鱼肉百姓百般敛财,已成地方一大公害。再说阳武侯薛汴,他的先祖是靖难功臣,受封后定居山东,成祖皇帝赐给他的田地有数百顷。但是,历六世之后,到了薛汴手下,这数百顷的子粒田只是薛家财富极小的一部份。一百多年来,薛家不断添置购买土地,如今拥有的田地大约有数百万亩。按朝廷旧制,皇上赏赐的子粒田免征赋税,薛家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兼并那么多田亩,这么多年没交一丝一毫的赋税。今年虽然皇上颁旨给子粒田征收薄税,但薛家田地十有八九不在子粒田数额之内,他所交税项,只是九牛一毛。由于有这两个人挡道,虽然朝廷施行了大得民心且又能增收税赋的举措,但在山东却收效甚微。”
杨本庵一番陈辞,张居正与王国光两人都听得瞠目结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当政不知行事难。张居正设身处地为杨本庵一想,不禁为自己方才的躁急而略有后悔。这时,只听得王国光说道:
“中明兄,你方才这番讲述,不谷听了怵目惊心,只是有一件事咱还弄不明白,你说到衍圣公孔尚贤的问题,是他行为不端巧意敛财,这跟赋税有何关系?”
“只怪下官没有说清楚,”杨本庵歉意地一笑,又补充道,“孔尚贤大量的财富,就来自于本该是朝廷收取的赋税。”
“此话怎讲?”
“一些刁民为了躲避交税,自愿把田地交给孔尚贤管理。农户变成无田户,一经核实后就不用交税。而孔尚贤当了名义上的田主,农户交薄租给他。把田租交给他,当然,这田租所纳数额比交给朝廷的要少,不然,农户们也不会玩这种‘寄田’的伎俩。因孔尚贤有免交田税的特权,所以每年吃这种“寄田”的租米,也是财源滚滚。”
“真是敛财有方啊!”张居正咬着牙,恨恨地骂了一句,“孙尚贤与薛汴如此劣迹斑斑,合省缙绅安能不反?”
“反什么呀,”杨本庵苦笑了笑,“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些势豪大户,正好仿效他们。”
“各级衙门呢?”
“衙门说到底,只能管老百姓,这些势豪大户,个个椅子背后都有人,得罪不起啊!”
“岂有此理!”张居正霍然站起,下意识地捋了捋飘然长须,嚷道,“新皇上都登基五年了,天底下固然还有这样的怪事,真把人气煞!”
“是啊,祖宗留下来的陋政,莫过于赐田,”王国光也气恼地应声说道,“不法缙绅钻朝廷的空子,使赋税大量流失,如今财富既不在国,也不在民,都被这些凤子龙孙鲸吞净尽。叔大兄,为了能让子粒田征税,你费尽心血。可是,和这些缙绅大户非法占有的田地相比,子粒田加征的这一点税银,又算得了什么?”
张居正沉重地点点头,叹道:“政治不明,小人乘隙;弊政不除,宰辅之过。杨本庵!”
“下官在!”
杨本庵赶紧站起来,张居正朝他走了两步,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问道:
“你今天所言之事,是否全都凿实?”
“全都是事实,下官敢用脑袋担保。”
“好,你明天立即给皇上写一道辩疏,力陈山东赋税收缴不力的原因。”
“这……下官遵示。”
“还有,不谷问你,此一弊政根治之法在哪里?”
“惩治这些不法权贵。”
“这有何用?”张居正一声冷笑,“自周文王起,历朝历代对不法权贵都痛加惩治,可是,这不法权贵倒像是癞皮狗身上的虱子,是越捉越多。”
“那……”
杨本诚语塞。张居正又转头问王国光,“汝观兄,对山东的事,你有何高见。”
“这样的事不只是山东,如果认真纠察,恐怕每个省都能找出案例。”
“是啊,因此不谷想了一个根治之策。”
“啊?”王国光眼睛一亮,“请首辅明示。”
张居正伸出两个指头,斩钉截铁言道:“就两个字,清田!”
“清田?”
王国光与杨本庵两人都一同叫了起来。
“对,在全国开展清丈田地,所有缙绅大户是重点清查对象,一俟查出,立即追缴所逃全部赋税。”
“好哇,”王国光一下子震奋起来,旋即又担心地说,“首辅,如此一来,你可是与天下所有的缙绅大户为敌,这后果你想过没有?”
“不谷早就说过,为朝廷、为天下苍生计,我张居正早就作好了毁家殉国的准备,虽陷井满路,众镞攒体,又有所惧?惟其如此,方能办得成一两件事体。”
作为挚友,王国光多次听到过张居正这种心志的表述,但杨本庵却是第一次亲耳听到当朝宰铺为国事如此不计个人安危,眼眶里顿时噙了两泡热泪,他激动地说:
“首辅,你既下定决心,下官在此主动请缨,清丈田地,就从咱山东开始。”
“好,清丈田地是一项浩大工程,朝廷须得为此事订下规则章程,究竟如何实施,汝观兄你先找有关衙门会揖。”张居正说到这里,忽见游七慌慌张张跑进来,便转头问他,“你有何事?”
游七脸色苍白,嘴唇抖动着不敢说话,只把随他进来的一位汉子朝前推了推。
“你是谁?”张居正问。那汉子就是方才在胡同口问路的骑士,此时他朝张居正双膝一跪,禀道:
“首辅大人,小的受您尊母老大人所托,从江陵赶来送信。”
“送什么信?”
“令尊大人张老太爷已经仙逝。”
“什么,你说什么?”
“张老太爷已与本月十三日在家中仙逝。”
张居正如遭五雷轰顶,嘴中不停地喃喃说道:“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第二天早上,内阁院内静静悄悄。辰时已过,仍不见张居正的大轿来临,这是张居正任首辅五年来第一次没有按时上班点卯。不过,内阁大小官吏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头天夜里,几乎所有部院大臣,都得到了张居正父亲张文明在老家江陵病逝的消息。张居正遭此大丧,已是哀毁骨立,不来内阁上班原也在情理之中。吕调阳与张四维二位次辅,倒是都比平常早了半个时辰来到内阁,他们商议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把这一消息奏报皇上。于是二人具名写了一份揭贴,遣人匆匆投往大内。
外廷所有奏折条陈,均需经过司礼监方可到达小皇上手中,这次也不例外。冯保也是一大早就赶到了司礼监值房。昨天半夜里他就得到了张文明去世的消息,他本想赶早进入大内,把这一消息向李太后与小皇上禀报,转而一想又不妥,此类事情,照例应由内阁开具条陈禀奏。他若提前奏闻,心细的李太后就会怀疑他与张居正的关系。所以,当他心急火燎等到了两位辅臣写来的揭帖后,便急匆匆赶到了乾清宫。
已年满十五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虽然已于春上举行了订婚大礼,在两宫皇太后的举持下,为他选聘了锦衣卫千户王伟的女儿为妻,但他仍在生母李太后的严密监控之中。乾清宫正寝之室,摆了两张床,一张是朱翊钧的,另一张则为李太后所用,她与儿子对面而寝,怕的是儿子学坏,不能当一个英明君主。
这天早上李太后与朱翊钧二人刚用罢早膳,正在叙茶,冯保禀报一声跑了进来,跪下奏道:
“启禀太后和皇上,阁臣吕调阳与张四维有紧急揭帖呈上。”
“说的什么?念。”李太后令道。
冯保展开揭帖读了下来:
启禀皇上:臣等于昨夜得首辅张居正府中报信,得知张先生令尊张文明大人已与本月十三日病逝于湖广江陵城家中,张先生闻讯哀恸不已,已穿孝服在家守制。
臣吕调阳张四维伏奏
乍一听到这一讣告,李太后一愣,旋即便见大滴大滴的清泪溢出她的眼眶。朱翊钧已好长时间没有见过母亲的眼泪了,他忽然感到莫名的恐惧,微微颤抖着喊了一声:
“母后!”
李太后眼中蓦地闪现出五年前在这乾清宫中隆庆皇帝驾崩的一幕。那三位顾命大臣,高仪已死,高拱被逐,剩下的这一位张居正,又突然遭此大厄。她心头一阵惊悸,她习惯地想把坐在身边的朱翊钧揽在怀中,但一见到朱翊钧已长成英俊少年,再非当年的孩子,她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这当儿,贴身女婢赶紧上来替她揩拭眼泪,但眼泪越揩越多。
“太后,请节哀。”冯保跪在地上哀奏。
朱翊钧不知如何安慰母亲才好,但经过五年的训练,他已习惯于在任何时候不忘皇上的尊严。因此,尽量压下心中的慌乱,问冯保:
“大伴,两位辅臣的揭帖中,言及张先生在家守制,这守制是什么意思?”
“守制是洪武皇帝爷订下的规矩,”冯保小心翼翼地奏道,“凡在职官员,遭逢父母大丧,必须除去官职,回家丁忧三年,然后再复职,这一制度就叫守制。”
“这么说,张先生要回家三年?”
“按朝廷大法,是得这样?”
朱翊钧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忙问李太后:“母后,张先生一定要回家守制吗?”
李太后微微点了点头,刚刚止住的眼泪又夺眶而出,她忧伤说道:
“钧儿,你想一想,眼下的万历王朝,如果没有张先生,那会是什么样子?”
“这不可能,我是皇上,我不放张先生走。”
看到朱翊钧执拗的样子,李太后叹了一口气,说道:“张先生的去留是大事,也不是这一会半刻议得出结果来,眼下当务之急,是赶紧给张先生安抚。”
“大伴,这安抚可有章程?”朱翊钧问冯保。
“有,皇上应颁谕旨抚恤,遣太监到张先生府上宣读,尔后再送些礼品去。”
“如此甚好,你现在就替朕拟一道谕旨。”
冯保领命,退下办事去了。
一个时辰后,司礼监秉笔太监李佑受小皇上之命,赶到纱帽胡同传旨。此时的张大学士府已是一片缟素,客堂也被临时布置成灵堂。听说皇上旨意到,正在灵堂哭祭的张居正忙让一应家人回避。看着客堂悬起的这些挽幛,李佑也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但他强忍住,从折匣中拿出圣谕,对跪着的张居正念道:
朕今览吕调阳、张四维二辅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弃世十余日了,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当不知何如里!然天降先生,非寻常者比。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灵,必是欢妥。今宜以朕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钦此。
李佑刚一念完,张居正便伏地痛哭。小皇上这么快颁旨对他宣慰,让他大为感动。李佑本是冯保的心腹,见张居正哭得这样伤心,他一时没了主意,只得劝道:
“请张先生爱惜身体,你这样哭,若是皇上知道了,不知又会多么难过。”
听了这话,张居正止住抽泣,从地上撑起身子,回到椅子上坐下。李佑恭恭敬敬把圣旨送到张居正手上,又低声说道:
“张先生,冯公公让奴才禀告于您,他已给皇上出主意,让皇上接见吏部尚书张瀚。”
“见他干什么?”张居正问。
“大概是为先生守制的事儿吧,”李佑一脸讨好的神气,“皇上要张瀚出面慰留先生。”
张居正心中怦然一动,自昨夜接到噩耗,他一直在极度悲恸之中。但哀号痛哭之时,他仍不忘考虑这一突然变故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按规定他必须立即“守制”,如果这样,他就得离开北京三年。如果真的这么做了,那他呕心沥血推行的万历新政,无疑就会半途而废。但不这样做,又找不到恰当理由。现在听说皇上决定慰留,他如同在深不可测的黑暗中看到一点亮光。但他不愿在李佑面前表露心情,只是微微一点头表示知道了这件事,他让李佑稍等会儿,起身去了书房,从书屉里抽出专用笺纸,工工整整写了一段文字:
闻忧谢降谕宣慰疏
本月二十五日,得臣原籍家书,知臣父张文明以九月十三日病故。臣一闻讣音,五内崩裂。
兹者,伏蒙皇上亲洒宸翰,颁赐御札。该司礼监李佑恭捧到臣私第。
臣不忠不孝,祸延臣父,乃蒙圣慈曲轸哀怜犬马余生,慰谕优渥。臣哀毁昏迷,不能措词,惟有痛哭泣血而已。臣不胜激切哀感之至。
写完这道疏文,张居正看过无误,便又回到客堂交给李佑带回大内。
送走李佑之后不久,在他名下帮办的内阁中书姚旷又乘轿而来。这姚旷跟了他多年,感情自是非同一般。所以一进来,先扑倒在张文明老太爷的灵位前呼天抢地痛哭一番,然后才抹着眼泪,在游七的带领下走进张居正的书房。经过一整夜的折腾和这半日来的应酬,张居正已是乏极了,正想在书房的卧榻上打个盹儿,姚旷一来,他不得不又撑坐起身子。若是一般吊客,他倒不用见了,但姚旷却是非见不可的,因为他急于想知道内阁那边的情形。
姚旷一进书房,喊了一声“首辅大人”即欲跪下,张居正吩咐免礼让他觅凳儿坐下,接着揉了揉酸涩的眼眶,问道:
“你来干什么?”
姚旷答:“是吕大人让卑职前来,今日从大内发出奏折四封,都要票拟。吕大人与张大人两位辅臣不敢作主,故让卑职送到大人府上。”
姚旷说着就把那四封奏折拿出来放到书案上,看到这一堆黄绫卷封,张居正心中泛起一丝快意。五年来,内阁发出的每一道票拟都是由他起草。一个阁臣欲影响朝局,对各大衙门发号施令,其行使权力的方式就是拟票。皇上号令天下的圣旨,就在这拟票中产生。如今他守丧在家,吕调阳派人把奏折送来,可见两位辅臣尚无非份之想。张居正排除了猜疑,嘴上却说:
“本辅守制在家,让吕阁老与张阁老代行拟票就是,何必送来家中。”
姚旷答道:“拟票乃当国大事,两位阁老哪敢作主。”
张居正不置可否,却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又道:“你去山东会馆找找住在那里的山东巡抚杨本庵大人,让他尽快写好辩疏,送呈皇上。”
“是。”姚旷领命,却仍磨蹭着不走。
“你还有何事?”张居正问。
“有件事不知当不当说,”姚旷仿佛害怕隔墙有耳,压低声音说,“今儿下午,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到了内阁。”
“他去干什么?”
张居正嘴上这么问,心下已起了猜疑。因皇朝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大凡某人登首辅之职,部院大臣都得前往恭贺。但第一个前往恭贺的,必定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皆因内阁首辅无一例外都是大学士出身,而翰林院掌院学士又是朝中词臣之首,因此首先接受掌院学士的恭祝,对于新任首辅来说,不仅仅是不可或缺的礼仪,而且也是深孚众望士林归心的象征。姚旷久居内阁,自然也熟悉这一掌故,故特意把王锡爵去内阁的事情讲出来,首辅一追问,他又答道:
“王锡爵一到内阁,就径自去了吕阁老的值房。”
“啊?”
张居正心中泛起不祥的预感。按规矩,如果他回家守制,接任首辅一职的,必定是次辅吕调阳。王锡爵这么快去拜访他,是何用意?
正在张居正猜疑不决时,游七忽又来报:“老爷,皇上又遣太监送礼物来了。”
刚送来宣慰谕旨,接着又送礼物,张居正心头一热。他对姚旷说:“你先回内阁,凡事盯着些个。”然后又整了整孝服匆匆回到客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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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去秋来光阴荏苒,转眼间到了万历五年的秋天。这天夜交亥时,一匹快马自宣午门方向驰来,到了纱帽胡同口,马上骑客一捋缰绳,快马两只前蹄顿时腾空,那人趁势跳下马鞍,向一个正好路过此地的路人打听,张大学士府在何处?因这人浓重的南方口音,路人一连听了三遍才弄清楚意思,便向胡同口内一指,答道:“进去百十来步就是。”听说这么近了,那人不再骑马,而是牵着马大步流星走进纱帽胡同,片刻之后,张居正的府邸大门便被这人擂得山响。
此刻,张居正府上客堂里,正坐着两位来访的客人。一位是户部尚书王国光,一位是山东巡抚杨本庵。为何这样两个人凑到一块儿来拜访张居正呢?事情还得从一个月前的一份奏折说起。
从万历二年开始,整顿财政一直是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主要内容,从子粒田征税到万历四年开始的驰驿制度的改革,都使朝廷得到了实惠。单说这个驰驿制度,大明开国后,承唐宋朝廷旧制,在全国各地建有数百个驿站。这些驿站负责在职官员的赴任及出差公干的食宿接送,其费用由驿站据实上禀核实报销。而其长年供用的骄马伕役,则就地征派。驿站归兵部管辖,管理驿站的官员叫驿丞,都是八品衔,亦是兵部提名吏部任命。朝廷设立驿站的初衷,本意是为了公务简便,提高办事效率,但演变到后来就成了一种特权。入住驿站者,照例应有兵部发给的勘合作为凭证。为了发放简便,兵部每年给在京各大衙门以及全国各府州衙门配发一定数额的勘合,持此勘合者,不单出门旅行有驿站接待,一路上骄马官船都由驿站供给,临行还由驿站送上一份礼银。如此一来,一纸小小的勘合就成了官场上身份的象征,一些高官大僚当路要人,不但自己享受勘合之便,甚至其家人仆役都能获沾殊荣。因此,近一百多年来,这大明开国订下的驿递制度,已日渐演变成国家财政的重大负担,全国数百座官驿变成了官员们敲诈勒索游饮宴乐的腐败场所。张居正奏明皇上对驿递制度进行了严厉整顿,对勘合的管理严之又严,规定凡因私旅行者一律不准驰驿,违令者严惩。官员们出门在外在官驿中享受惯了,突然不准使用,都深感不便。更重要的是,出一次远门本是官员们捞外快的绝佳机会,如今不但没有“礼金”收入,沿途住客店还得去一大笔费用,因此引起了不少官员的不满与抵触,甚至有人给皇上写折子,要求废除这个刚刚实施的“驿传之禁”,张居正决不肯通融。他深知整饬纲纪矫治腐败的艰难,于是对敢于违禁者给予严惩,一年多来,因为违反条例使用驿递或搔扰驿站的官员,被他处分了五十几个。最典例的例子有:宛马寺卿赵惇郊游,在京南驿吃了一顿招待筵席,被降职一级。按察使汤卿出京公干,要驿站多拨三匹马载其仆役并索要酒食,被连降三级。更甚者,是甘肃巡抚侯东莱的儿子擅自使用驿站,被言官纠弹。甘肃地处北边前线,侯东莱又是制虏镇边屡建殊功的封疆大吏。因此有不少人替他说情,小皇上也想下旨“薄责之,下不为例”,张居正却坚决不同意,执意革去了侯东莱儿子的官荫。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身边的人更是管束得近于苛刻,他的儿子懋修回江陵参加乡试,张居正让他雇了一头骡子骑着回去。他府上一个仆人外出办事,把驿站的马匹用过一回,他知道后,立即把这仆人绑至锦衣卫治罪,杖一百棍遣回原籍。
常言道‘政治当明其号令,法令严执,不言而威’,由于张居正善用刑典,且完全不徇私情,一个烂了一百多年的驿递制度,竟被他用一年时间治理得秩序井然。不仅矫正了官员们据此而营私的痼弊,而且一年还能为朝廷省下一百多万两银子。
由于连续做成了几件大事,再加之深得李太后和冯保的信任,张居正现在成了大明开国以来最有权势的首辅。在他的治理下,不但吏治清明,国家财政也彻底摆脱了困境。但他知道,近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弊政,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内全部芟除。民瘼轻重,吏弊深浅,钱粮多寡,强宗有无,诸多国事,张居正都铭记于心,一旦发现问题,便及时纠察处理,决不肯拖延半日。
却说上个月,户科给事中温加礼给皇上写了一份奏折,弹劾山东巡抚杨本庵征税不力。隆庆年间,山东一直是粮税大省,可是自万历二年之后,山东上交国库的税银虽略有增加,但其在全国的排名却由第五掉到了第十一名。而原来远远落在后面的如山西、湖广等省却晋身为前八名。山东沃野千里,且近漕河灌溉之便,经过子粒田征课等措施后,为何税赋却不能大幅增收?温加礼便把这责任归咎于杨本庵。
张居正收到从小皇上那里转来的这份奏折后,极为重视,吩咐手下把王国光召来会揖此事。其实,在读到这份弹劾折子之前,王国光就已经注意到山东的问题。当年,王国光与杨本庵同在山西为官,王为抚台,杨为学政。因此王国光深知杨本庵的为人,做事丁是丁卯是卯决没有半点含糊,而且进取心也强。说他玩忽职守懈怠政务,于情理上说不过去。王国光猜想杨本庵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便建议张居正把杨本庵召进京城当面询问。张居正也觉得派人前往调查再等他回来禀报,既费时,还不一定可靠,遂听从王国光的建议,往山东抚衙发了一道加急咨文。杨本庵收到函件,焉敢怠慢,即刻束装北上,他今天下午到京,先去户部拜访了老朋友王国光,然后随王国光连夜来到张居正的府中。
杨本庵担任山西学政时,张居正在礼部尚书任上,还是隆庆二年京城会试的主考官,因此两人并不陌生,但也没有私交。杨本庵这是第一次登张居正的家门,他本是有心人,一看这客堂明窗净几,处处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就知道主人的心性,对卑鄙龌龊藏污纳垢之事天生反感。张居正自当首辅后,为避嫌疑,极少在家会见官员,但他知道杨本庵是王国光的朋友,故给了他一回面子。
茶过三巡,寒喧过后,张居正开口问道:“杨大人,户科给事中温可礼弹劾你的折子,想必你已看到。”
“下官动身进京之前,就收到这份弹劾折子的副本,”杨本庵一谈正事儿就挺直了身子,他看了看王国光,又补充道,“而且,稍后的邸报中,也将这折子全文刊登了出来。”
“温可礼说的可有道理?”
“事实是真的。”
“那什么是假的?”
“说下官玩忽职守,政务懈怠,这一条是假的。”
“为何不见你的辩疏上来?”
“首辅大人紧急咨文让下官火速赴京,所以就搁下了,而且,这辩疏下官也无从落笔。”
“为何?”
“唉,下官真是有难言之隐啊!”
杨本庵表现出一脸的无奈,两人一开始谈话就弄得气氛很紧张。王国光担心老朋友会错过这次替自己辩解的好机会,便一旁撺掇道:
“中明兄,你有何难处,正可对首辅当面讲清楚,省得让人过话,说走了样儿。”
杨本庵明白王国光的用意,他沉吟了一会儿,缓缓言道:“下官出抚山东三年,何不想扩大赋税做出政绩来,该增的税都增了,普通纳税农户十之八九都照额缴付税银,基本上没有拖欠现象发生,在老百姓身上再挖潜力,那就不是扩大税源,而是搜刮民脂民膏了。”
“谁让你杨本庵搜刮民脂民膏了,嗯?”张居正一拍茶几,怒气冲冲斥道,“山西湖广等省赋税大幅增加,难道都是搜刮民脂民膏?这些省的抚台,未必都是酷吏?”
“中明兄,你对首辅,怎好如此说话?”王国光也急了,赶紧打圆场。
杨本庵躲过张居正咄咄逼人的目光,也不为方才的话辩解,继续言道:
“下官实不想在安份守几的老百姓身上再打主意,只要首辅大人能帮下官搬开压在头上的两座大山,则山东赋税,还可增加一半。”
“哦?”张居正陡然挺起身子,敛了怒容,急切地问,“请问哪两座大山?”
“一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衍圣公孔尚贤,另一个是第七代阳武侯薛汴。”
一听这两个名字,张居正心里格登了一下。作为当朝首辅,他不一定对全国各地的势豪大户都了如指掌,但是,对孔尚贤与薛汴两人,他却并不陌生。却说孔子被列为“大成至圣先师”入文庙祭祠以来,这位圣人的直接后裔,便被洪武皇帝册封为“衍圣公”,这一名爵代代世袭。如今的衍圣公孔尚贤,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另一个薛汴,是成祖皇帝的靖难功臣薛禄的七世孙。成祖登基后,封薛禄为世袭阳武侯,其封地在山东。薛家在山东经营了七代,其势力也是可想而知。
“这两人怎么了?”张居正问。
“衍圣公与阳武侯,在山东的势豪大户中,可谓是扛山拔鼎的人物。”杨本庵并不是糊涂官,论及地方上的事情,便恢复了他作为封疆大吏的自信,“但这两人在地方上作威作福,抚衙奈何他们不得。先说衍圣公孔尚贤,在曲阜地方,拥有大量的族人佃户。朝廷规定衍圣公每年进京朝贡面圣一次,这孔尚贤趁此机会,让族人佃户替他准备礼品与盘缠,滥加科派。而且,每次进京,对沿途百姓大肆骚扰,所过之处,如同遭到强盗洗劫一般,府县衙门若稍加制止,则受他百般呵斥。如此盘剥还不算,这位衍圣公还把沿途搜刮的货物带到北京贩卖,每年来京一次,总得淹留数月,直到货物卖完才启程返乡。孔子当年周游各国,游说礼教,忙忙如丧家之犬,却不成他的后代子孙如孔尚贤者,竟鱼肉百姓百般敛财,已成地方一大公害。再说阳武侯薛汴,他的先祖是靖难功臣,受封后定居山东,成祖皇帝赐给他的田地有数百顷。但是,历六世之后,到了薛汴手下,这数百顷的子粒田只是薛家财富极小的一部份。一百多年来,薛家不断添置购买土地,如今拥有的田地大约有数百万亩。按朝廷旧制,皇上赏赐的子粒田免征赋税,薛家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兼并那么多田亩,这么多年没交一丝一毫的赋税。今年虽然皇上颁旨给子粒田征收薄税,但薛家田地十有八九不在子粒田数额之内,他所交税项,只是九牛一毛。由于有这两个人挡道,虽然朝廷施行了大得民心且又能增收税赋的举措,但在山东却收效甚微。”
杨本庵一番陈辞,张居正与王国光两人都听得瞠目结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当政不知行事难。张居正设身处地为杨本庵一想,不禁为自己方才的躁急而略有后悔。这时,只听得王国光说道:
“中明兄,你方才这番讲述,不谷听了怵目惊心,只是有一件事咱还弄不明白,你说到衍圣公孔尚贤的问题,是他行为不端巧意敛财,这跟赋税有何关系?”
“只怪下官没有说清楚,”杨本庵歉意地一笑,又补充道,“孔尚贤大量的财富,就来自于本该是朝廷收取的赋税。”
“此话怎讲?”
“一些刁民为了躲避交税,自愿把田地交给孔尚贤管理。农户变成无田户,一经核实后就不用交税。而孔尚贤当了名义上的田主,农户交薄租给他。把田租交给他,当然,这田租所纳数额比交给朝廷的要少,不然,农户们也不会玩这种‘寄田’的伎俩。因孔尚贤有免交田税的特权,所以每年吃这种“寄田”的租米,也是财源滚滚。”
“真是敛财有方啊!”张居正咬着牙,恨恨地骂了一句,“孙尚贤与薛汴如此劣迹斑斑,合省缙绅安能不反?”
“反什么呀,”杨本庵苦笑了笑,“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些势豪大户,正好仿效他们。”
“各级衙门呢?”
“衙门说到底,只能管老百姓,这些势豪大户,个个椅子背后都有人,得罪不起啊!”
“岂有此理!”张居正霍然站起,下意识地捋了捋飘然长须,嚷道,“新皇上都登基五年了,天底下固然还有这样的怪事,真把人气煞!”
“是啊,祖宗留下来的陋政,莫过于赐田,”王国光也气恼地应声说道,“不法缙绅钻朝廷的空子,使赋税大量流失,如今财富既不在国,也不在民,都被这些凤子龙孙鲸吞净尽。叔大兄,为了能让子粒田征税,你费尽心血。可是,和这些缙绅大户非法占有的田地相比,子粒田加征的这一点税银,又算得了什么?”
张居正沉重地点点头,叹道:“政治不明,小人乘隙;弊政不除,宰辅之过。杨本庵!”
“下官在!”
杨本庵赶紧站起来,张居正朝他走了两步,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问道:
“你今天所言之事,是否全都凿实?”
“全都是事实,下官敢用脑袋担保。”
“好,你明天立即给皇上写一道辩疏,力陈山东赋税收缴不力的原因。”
“这……下官遵示。”
“还有,不谷问你,此一弊政根治之法在哪里?”
“惩治这些不法权贵。”
“这有何用?”张居正一声冷笑,“自周文王起,历朝历代对不法权贵都痛加惩治,可是,这不法权贵倒像是癞皮狗身上的虱子,是越捉越多。”
“那……”
杨本诚语塞。张居正又转头问王国光,“汝观兄,对山东的事,你有何高见。”
“这样的事不只是山东,如果认真纠察,恐怕每个省都能找出案例。”
“是啊,因此不谷想了一个根治之策。”
“啊?”王国光眼睛一亮,“请首辅明示。”
张居正伸出两个指头,斩钉截铁言道:“就两个字,清田!”
“清田?”
王国光与杨本庵两人都一同叫了起来。
“对,在全国开展清丈田地,所有缙绅大户是重点清查对象,一俟查出,立即追缴所逃全部赋税。”
“好哇,”王国光一下子震奋起来,旋即又担心地说,“首辅,如此一来,你可是与天下所有的缙绅大户为敌,这后果你想过没有?”
“不谷早就说过,为朝廷、为天下苍生计,我张居正早就作好了毁家殉国的准备,虽陷井满路,众镞攒体,又有所惧?惟其如此,方能办得成一两件事体。”
作为挚友,王国光多次听到过张居正这种心志的表述,但杨本庵却是第一次亲耳听到当朝宰铺为国事如此不计个人安危,眼眶里顿时噙了两泡热泪,他激动地说:
“首辅,你既下定决心,下官在此主动请缨,清丈田地,就从咱山东开始。”
“好,清丈田地是一项浩大工程,朝廷须得为此事订下规则章程,究竟如何实施,汝观兄你先找有关衙门会揖。”张居正说到这里,忽见游七慌慌张张跑进来,便转头问他,“你有何事?”
游七脸色苍白,嘴唇抖动着不敢说话,只把随他进来的一位汉子朝前推了推。
“你是谁?”张居正问。那汉子就是方才在胡同口问路的骑士,此时他朝张居正双膝一跪,禀道:
“首辅大人,小的受您尊母老大人所托,从江陵赶来送信。”
“送什么信?”
“令尊大人张老太爷已经仙逝。”
“什么,你说什么?”
“张老太爷已与本月十三日在家中仙逝。”
张居正如遭五雷轰顶,嘴中不停地喃喃说道:“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第二天早上,内阁院内静静悄悄。辰时已过,仍不见张居正的大轿来临,这是张居正任首辅五年来第一次没有按时上班点卯。不过,内阁大小官吏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头天夜里,几乎所有部院大臣,都得到了张居正父亲张文明在老家江陵病逝的消息。张居正遭此大丧,已是哀毁骨立,不来内阁上班原也在情理之中。吕调阳与张四维二位次辅,倒是都比平常早了半个时辰来到内阁,他们商议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把这一消息奏报皇上。于是二人具名写了一份揭贴,遣人匆匆投往大内。
外廷所有奏折条陈,均需经过司礼监方可到达小皇上手中,这次也不例外。冯保也是一大早就赶到了司礼监值房。昨天半夜里他就得到了张文明去世的消息,他本想赶早进入大内,把这一消息向李太后与小皇上禀报,转而一想又不妥,此类事情,照例应由内阁开具条陈禀奏。他若提前奏闻,心细的李太后就会怀疑他与张居正的关系。所以,当他心急火燎等到了两位辅臣写来的揭帖后,便急匆匆赶到了乾清宫。
已年满十五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虽然已于春上举行了订婚大礼,在两宫皇太后的举持下,为他选聘了锦衣卫千户王伟的女儿为妻,但他仍在生母李太后的严密监控之中。乾清宫正寝之室,摆了两张床,一张是朱翊钧的,另一张则为李太后所用,她与儿子对面而寝,怕的是儿子学坏,不能当一个英明君主。
这天早上李太后与朱翊钧二人刚用罢早膳,正在叙茶,冯保禀报一声跑了进来,跪下奏道:
“启禀太后和皇上,阁臣吕调阳与张四维有紧急揭帖呈上。”
“说的什么?念。”李太后令道。
冯保展开揭帖读了下来:
启禀皇上:臣等于昨夜得首辅张居正府中报信,得知张先生令尊张文明大人已与本月十三日病逝于湖广江陵城家中,张先生闻讯哀恸不已,已穿孝服在家守制。
臣吕调阳张四维伏奏
乍一听到这一讣告,李太后一愣,旋即便见大滴大滴的清泪溢出她的眼眶。朱翊钧已好长时间没有见过母亲的眼泪了,他忽然感到莫名的恐惧,微微颤抖着喊了一声:
“母后!”
李太后眼中蓦地闪现出五年前在这乾清宫中隆庆皇帝驾崩的一幕。那三位顾命大臣,高仪已死,高拱被逐,剩下的这一位张居正,又突然遭此大厄。她心头一阵惊悸,她习惯地想把坐在身边的朱翊钧揽在怀中,但一见到朱翊钧已长成英俊少年,再非当年的孩子,她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这当儿,贴身女婢赶紧上来替她揩拭眼泪,但眼泪越揩越多。
“太后,请节哀。”冯保跪在地上哀奏。
朱翊钧不知如何安慰母亲才好,但经过五年的训练,他已习惯于在任何时候不忘皇上的尊严。因此,尽量压下心中的慌乱,问冯保:
“大伴,两位辅臣的揭帖中,言及张先生在家守制,这守制是什么意思?”
“守制是洪武皇帝爷订下的规矩,”冯保小心翼翼地奏道,“凡在职官员,遭逢父母大丧,必须除去官职,回家丁忧三年,然后再复职,这一制度就叫守制。”
“这么说,张先生要回家三年?”
“按朝廷大法,是得这样?”
朱翊钧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忙问李太后:“母后,张先生一定要回家守制吗?”
李太后微微点了点头,刚刚止住的眼泪又夺眶而出,她忧伤说道:
“钧儿,你想一想,眼下的万历王朝,如果没有张先生,那会是什么样子?”
“这不可能,我是皇上,我不放张先生走。”
看到朱翊钧执拗的样子,李太后叹了一口气,说道:“张先生的去留是大事,也不是这一会半刻议得出结果来,眼下当务之急,是赶紧给张先生安抚。”
“大伴,这安抚可有章程?”朱翊钧问冯保。
“有,皇上应颁谕旨抚恤,遣太监到张先生府上宣读,尔后再送些礼品去。”
“如此甚好,你现在就替朕拟一道谕旨。”
冯保领命,退下办事去了。
一个时辰后,司礼监秉笔太监李佑受小皇上之命,赶到纱帽胡同传旨。此时的张大学士府已是一片缟素,客堂也被临时布置成灵堂。听说皇上旨意到,正在灵堂哭祭的张居正忙让一应家人回避。看着客堂悬起的这些挽幛,李佑也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但他强忍住,从折匣中拿出圣谕,对跪着的张居正念道:
朕今览吕调阳、张四维二辅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弃世十余日了,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当不知何如里!然天降先生,非寻常者比。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灵,必是欢妥。今宜以朕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钦此。
李佑刚一念完,张居正便伏地痛哭。小皇上这么快颁旨对他宣慰,让他大为感动。李佑本是冯保的心腹,见张居正哭得这样伤心,他一时没了主意,只得劝道:
“请张先生爱惜身体,你这样哭,若是皇上知道了,不知又会多么难过。”
听了这话,张居正止住抽泣,从地上撑起身子,回到椅子上坐下。李佑恭恭敬敬把圣旨送到张居正手上,又低声说道:
“张先生,冯公公让奴才禀告于您,他已给皇上出主意,让皇上接见吏部尚书张瀚。”
“见他干什么?”张居正问。
“大概是为先生守制的事儿吧,”李佑一脸讨好的神气,“皇上要张瀚出面慰留先生。”
张居正心中怦然一动,自昨夜接到噩耗,他一直在极度悲恸之中。但哀号痛哭之时,他仍不忘考虑这一突然变故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按规定他必须立即“守制”,如果这样,他就得离开北京三年。如果真的这么做了,那他呕心沥血推行的万历新政,无疑就会半途而废。但不这样做,又找不到恰当理由。现在听说皇上决定慰留,他如同在深不可测的黑暗中看到一点亮光。但他不愿在李佑面前表露心情,只是微微一点头表示知道了这件事,他让李佑稍等会儿,起身去了书房,从书屉里抽出专用笺纸,工工整整写了一段文字:
闻忧谢降谕宣慰疏
本月二十五日,得臣原籍家书,知臣父张文明以九月十三日病故。臣一闻讣音,五内崩裂。
兹者,伏蒙皇上亲洒宸翰,颁赐御札。该司礼监李佑恭捧到臣私第。
臣不忠不孝,祸延臣父,乃蒙圣慈曲轸哀怜犬马余生,慰谕优渥。臣哀毁昏迷,不能措词,惟有痛哭泣血而已。臣不胜激切哀感之至。
写完这道疏文,张居正看过无误,便又回到客堂交给李佑带回大内。
送走李佑之后不久,在他名下帮办的内阁中书姚旷又乘轿而来。这姚旷跟了他多年,感情自是非同一般。所以一进来,先扑倒在张文明老太爷的灵位前呼天抢地痛哭一番,然后才抹着眼泪,在游七的带领下走进张居正的书房。经过一整夜的折腾和这半日来的应酬,张居正已是乏极了,正想在书房的卧榻上打个盹儿,姚旷一来,他不得不又撑坐起身子。若是一般吊客,他倒不用见了,但姚旷却是非见不可的,因为他急于想知道内阁那边的情形。
姚旷一进书房,喊了一声“首辅大人”即欲跪下,张居正吩咐免礼让他觅凳儿坐下,接着揉了揉酸涩的眼眶,问道:
“你来干什么?”
姚旷答:“是吕大人让卑职前来,今日从大内发出奏折四封,都要票拟。吕大人与张大人两位辅臣不敢作主,故让卑职送到大人府上。”
姚旷说着就把那四封奏折拿出来放到书案上,看到这一堆黄绫卷封,张居正心中泛起一丝快意。五年来,内阁发出的每一道票拟都是由他起草。一个阁臣欲影响朝局,对各大衙门发号施令,其行使权力的方式就是拟票。皇上号令天下的圣旨,就在这拟票中产生。如今他守丧在家,吕调阳派人把奏折送来,可见两位辅臣尚无非份之想。张居正排除了猜疑,嘴上却说:
“本辅守制在家,让吕阁老与张阁老代行拟票就是,何必送来家中。”
姚旷答道:“拟票乃当国大事,两位阁老哪敢作主。”
张居正不置可否,却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又道:“你去山东会馆找找住在那里的山东巡抚杨本庵大人,让他尽快写好辩疏,送呈皇上。”
“是。”姚旷领命,却仍磨蹭着不走。
“你还有何事?”张居正问。
“有件事不知当不当说,”姚旷仿佛害怕隔墙有耳,压低声音说,“今儿下午,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到了内阁。”
“他去干什么?”
张居正嘴上这么问,心下已起了猜疑。因皇朝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大凡某人登首辅之职,部院大臣都得前往恭贺。但第一个前往恭贺的,必定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皆因内阁首辅无一例外都是大学士出身,而翰林院掌院学士又是朝中词臣之首,因此首先接受掌院学士的恭祝,对于新任首辅来说,不仅仅是不可或缺的礼仪,而且也是深孚众望士林归心的象征。姚旷久居内阁,自然也熟悉这一掌故,故特意把王锡爵去内阁的事情讲出来,首辅一追问,他又答道:
“王锡爵一到内阁,就径自去了吕阁老的值房。”
“啊?”
张居正心中泛起不祥的预感。按规矩,如果他回家守制,接任首辅一职的,必定是次辅吕调阳。王锡爵这么快去拜访他,是何用意?
正在张居正猜疑不决时,游七忽又来报:“老爷,皇上又遣太监送礼物来了。”
刚送来宣慰谕旨,接着又送礼物,张居正心头一热。他对姚旷说:“你先回内阁,凡事盯着些个。”然后又整了整孝服匆匆回到客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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