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老臣受骗骤临祸事 宅揆召见面授机宜
第65章老臣受骗骤临祸事宅揆召见面授机宜
寅时约略过半,天色还是黑得如同老锅底儿。位于崇文门大街之侧石缸胡同工部尚书朱衡的府邸,大门忽然被擂得山响,门子打开门眼一瞧,见是两个宫内的乌木牌火者,便问其故,火者答:“皇上传旨,要朱大人立即赶往左掖门候见。”说罢驱马而去。门子不敢怠慢,遂叫醒管家禀报主人。尚在睡梦中的朱衡,被叫醒后也顾不得多想,以为是为杭州织造局用银事,皇上要当面质询,便连忙沐浴更衣乘轿而去。到了左掖门外,仍是黑天黑地,只五凤楼上挂在檐前的八盏大红灯笼,摇曳生出一些光芒。轿夫代为叫门,门内守值禁军回答,请朱大人先在外头候着,等接到旨意再行开门。朱衡无奈,只得站在门洞里干等。
却说永乐十四年建成的这座皇城,虽然是南京皇城的仿制,但体制规模更为庄严宏伟。皇城外围墙高七丈,周长三千一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共有六座城门,分别为大明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皇城之内还有一座城中城,即通常所说的紫禁城。皇极、中极、建极三大殿及乾清、坤宁二宫俱在紫禁城内。这内城墙南北长二百三十六丈二尺,东西长二百零二丈九尺五寸,高仍是七丈。进紫禁城共有八座门,分别是承天门、端门、午门(即俗称所谓的五凤楼)、午门之东为左掖门、西为右掖门、再东是东华门、再西是西华门、向北叫元武门。除了例朝,皇上平日接见大臣,有时在文华殿,有时在平台。一般被接见大臣,接到通知先来到左掖门前等候。
朱衡来到左掖门不久,五凤楼上才敲响五更鼓。这正是寒气最重的时候。加之后半夜变了天,尖刀似的北风吹得山摇地动,扫在脸上哈气成冰,吸一下鼻子五脏六腑都凉透了。偏这左掖门外比之别处,更是冷得非常。盖因端门午门之间,是一个偌大广场,四周城墙高耸,中间空空荡荡了无一物。从端门里挤进的寒风,打着唿哨扑过来,受阻于紧闭的午门,又旋转着回扑,那股子狠劲儿几可拔树。在这巨大的风口中摇摇晃晃站了不大一会儿,朱衡就冻成了冰棍儿。轿班班头眼见主人老大一把年纪受此折磨,于心不忍,便上前问道:“老爷,这左掖门旁边,不是有专给候旨官员备下的值房么?”
“是呀,是有几间。”朱衡呛咳着回答。
“俺去叫他们开门。”
班头说着就上前去敲左掖门,敲了十几下,才听到里面有人应声:“谁呀?”
“俺是朱大人的家人,俺想……”
“去去去,”不等班头说完,就听得里面不耐烦地吼道,“皇上还没有旨意下来,候着吧。”
“俺家老爷已候了半个时辰了,外头北风这么大,他都快冻成冰棍了。”
“咱有什么办法,咱又不是天神,管得住这狗日的北风。”
“候旨的官员不是有值房么,烦你们打开,让俺老爷进去暖和暖和。”
“值房是有,但找不到管值房的火者。”
“烦你们找一找……”
“上哪儿找?叫你家老爷忍一忍,挺一挺,立马儿天就亮了。”
说完,任凭班头再三求告,里头总是一个不应声。缩在门洞旮旯里的朱衡,听得这段对话,长叹一声,顿时有了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感觉。班头人机灵,咂摸着今日的事情有些费解,不管怎么说,朱衡还是朝廷的二品大员,守门官如此横蛮对待,于情于理都说不通。思来想去,他似乎找到了个中原因,便凑近朱衡耳边,轻声说道:
“老爷,依小的看,这帮没根的家伙,是故意整治你。”
“是吗?”朱衡冻得嘴唇打磕。
“狗日的嫌你不给路票。”班头说着在身上搜出点碎银,向朱衡征询道,“要不,小的再喊他们,把这点‘路票’递进去?”
“多嘴!”朱衡白了班头一眼,骂道,“老夫一世清名,今日岂能遭污。”
班头再不敢多言,心里头却埋怨主人迂直。且说这紫禁城内戒备森严,门禁甚多,光是历朝皇帝题匾的大门就有一百多座,且每道门均有禁军把守,守门官都由内珰担任。这些牙牌太监虽然官职不高,但因是替皇上把门,借天子之威,纵是三公九卿,他们也不放在眼里。大约在永乐后期就形成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进入大内受皇上接见的官员,一入端门,每过一道门就得给该门值日官送上一份银钱,说一声“公公辛苦了”,值日官则回一句“你走好”,然后笑脸相送。久而久之,这份子钱便有了一个非常恰当的称谓,叫“路票”。路票多少不论,少则一两二两,多则十两八两。从端门到云台,要穿过六道门,虽然每道门所送不多,但加起来也是个不小的数目。身为朝廷命官受到皇上召见固然是无上殊荣,但这守门官的路票盘剥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一些清廉官员每每为此叫苦不迭却又莫可奈何。也有一些官员想硬着头皮闯过去不给,守门官就会把他拦住百般刁难,往往误了觐见时间而遭到惩处。曾经有一位知县觐见皇上,随身带了四十两银碇。守门官欺他是个乡巴佬小官,连哄带唬,才过四道门,所带的银子就被敲榨得一干二净。过第五道门无路票可送,守门官是个挖窟窿生蛆的阴损主儿,便故意指错路,让这位县令走进一位贵妃住着的院子。擅闯禁宫,这可是犯了天条,理当受刑大辟,虽然许多官员上折疏救,这位县太爷依然受到廷杖被打断了一条腿,并革职回籍永不叙用。这等惨痛教训,叫官员们听了谁不心惊胆战?因此都抱着息事宁人蚀钱免灾的态度,凡入大内都备足“路票”钱。当然,官员中也有不信邪的,每次入宫经过那些重门,都犟颈驴子似的扬长而去。当年的海瑞是那样,眼下在左掖门外候旨的朱衡也是这样一位软硬不吃的硬汉。
朱衡与高拱是同年进士,岁数却比高拱大了五岁,今年已过了六十七。他两度担任工部尚书,这第二次已当了七年,如今还在任上。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初,为稳定局势,留任了三位老臣。一是吏部尚书杨博,二是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第三便是这个工部尚书朱衡。众京官都还记得,隆庆六年穆宗皇帝驾崩前夕,这位倔老头为了潮白河工程款一事气得要敲登闻鼓。在部院大臣中,朱衡的倔犟是出了名的。在他的脑子里只有事体没有人情。凡工部职责权限之事,他把关极严,若不合规矩,哪怕是御旨他也敢违抗。因此在京城官场中,大至三公九卿小至部曹椽吏,莫不都对他敬畏三分。
兴许是天可怜见,就在朱衡在门洞里备受煎熬的时候,一阵紧过一阵的北风忽然间弱了下来。朱衡一直跺着冻得发麻的双脚,不停地揪着一挂挂的清鼻涕。这会儿略略感到好受些。忽然,隔着厚重的门壁,听得里面隐隐约约传来对话的声音:
“他娘的,这北风怎么停了?”一个尖尖的嗓音没来由地咒骂起来。
“是啊,”另一个更显得油滑的声音接腔,“老天爷该不是姓朱吧。”
“这老屎橛子,咱们讨个值房住住,他从中作梗,这回逮着机会,让他吃吃苦头。”
“这苦头还没吃够呢,老天爷帮着他。”
“……”
朱衡听得真切,只觉得心窝子像是被人踹了一脚。他咬着发乌的嘴唇,愣怔怔地望着黑漆漆的长天,想起去年冬月发生的一件事情:
京城各大衙门及这皇城紫禁城的所有房屋,无论是兴建或修缮整理,统归户部管辖。这午门之左一直有五间值房,本系候朝官员暂时休息之处,同时也收贮了一些卷箱,凡入经筵侍班讲读,亦在此伺候。去年冬月,这午门的新任值门官王起忽然上了一道内折,向皇上讨这五间房居住。皇上发折出来,着工部斟酌。朱衡一看折子就有气,心里头直骂阉竖们胆大妄为,竟然把主意打到官员候朝的值房上来。遂以工部名义上了一道公折,言这五间值房是永乐皇帝对候朝官员心存体恤而建造,之后历经百余年八个皇帝,此值房都未曾更易。现在怎能更改祖宗法度,变众官候朝之值房为守门员之私宅?小皇上看了这个公折后,批道:“既是各衙门公会候朝之所,今后不许奏讨。”这一场小小风波才算平息。朱衡每天有多少大事要办,此等小事一经过去,他就忘得干干净净。没想到由此得罪了这个狗眼看人低的值门官。今日得此机会意欲往死里整他。
跺了一会儿脚,朱衡稍感暖和。他不想窝在门洞里听“闲话”生气,便一边搓着脸,一边踱步到广场上,班头跟着他一步不离左右。此时天色欲亮未亮,正是一天中最为贼冷的时候。朱衡高一脚低一脚走近端门,弱下去的风势忽然又猛烈起来,吹得朱衡踉踉跄跄站立不稳,万般无奈,只得在班头的搀扶下挪到墙角儿暂避。眼见那股子寒风愈吹愈烈,转瞬间又形成地动山摇之势。朱衡倚着高墙,感到那厚重的墙体也在抖动。他忽然产生了一丝恐惧,眼前出现了天倾地陷的幻景。班头紧紧搂着瘦骨嶙峋的朱衡,感觉是搂着一根冰柱子。心里担心老头子顶不住要出事,便大声嚷道:
“老爷,咱们回吧!”
“回,回哪儿?”
“回家。”
朱衡拼命地摇头,他的舌头缰硬,已是说不出一句囫囵话来,但他仍断断续续说道:
“咱、咱、咱等、等皇、皇上……”
偏这时候,五凤楼上的一盏硕大宫灯被吹脱了钩子,任风撕扯着轰然坠下,重重地摔在朱衡面前。眼见半空中冷不丁飞下一颗火球,朱衡猝不及防,吓得惊叫一声。顿时一口痰堵在喉咙口上磁磁实实吐不出来,片刻儿就憋昏了过去。班头一只手搂着他,另一只手又是摇他脑袋又是捶他的背心,好不容易才让他把那口痰“咳”了出来。人虽然苏醒了过来,但已是软绵得只有进气没有出气。
差不多又过了小半个时辰,天色才慢慢放亮。在刀搅一般的北风中,但见黑峻峻的城墙,高耸耸的楼阁,密沉沉的飞檐,光溜溜的地砖,都像是用寒冰砌成。班头费了老鼻子劲把朱衡搬到轿子里蜷起,然后又去敲门,两只拳头擂得生痛,半晌才听得里头有人走过来,隔着门缝儿喊道:
“朱大人您请回吧,皇上今日有事,会见取消了。”
班头也不答话,只命令轿夫赶快起轿,如飞一般回到石缸胡同。
朱衡回到家中,已是嘴唇发紫四肢僵硬,众人七手八脚把他抬到热炕上捂了几床厚被,足有半个多时辰都没缓过劲儿来。本说是去见皇上,一家人兴奋得不得了,谁知竟是这样站着出去抬着回来,合府百十口主仆无不慌炸了把儿。朱衡的诰命夫人本已上了年纪,哪经得这般惊吓?守在床边六神无主,除了一把一把地抹眼泪,再也想不起该干什么。亏得管家朱禄方寸不乱,张罗着让厨子熬了一碗浓浓的姜汤,端到床边来,撬开朱衡的嘴一点点地灌下,然后把被子捂得紧紧的发汗。这么翻来复去的折腾,大约翻了巳牌,一直昏迷着的朱衡才悠悠醒来。他脑子里一片空白,竟忘了发生的事情,看看床边围着的人脸上都挂着泪痕,不解地问:
“你们是怎么了?”
看他犯迷糊,老夫人更是心如刀绞,只瘪着嘴呜呜地哭。还是朱禄挤上前来答道:
“老爷,今儿五更天,你在午门外冻坏了。”
经这一提,朱衡才醒了神,记起了早晨在午门外受到的侮辱和磨难,顿时头痛得针扎一般。他本来就有哮喘病,经此一冻便是发作得厉害。嗓子里像扯风箱似的,嘴巴张得大大的也吐不过气来,婢女给他垫高了枕头,老夫人又张罗着找出家中常备的“六神顺气丸”,让他服下,这才又慢慢平稳下来,待他喘咳稍停,朱禄问道:
“老爷,您不觉得这事儿有些蹊跷么?”
“唔?你是说,说……”
朱衡又是一阵呛咳,婢女赶紧给他捶背,待吐出痰后,管家继续说道:
“小皇上才十二岁,朝中又无甚急事,怎么可能这么早传旨见你呢?既然传了旨,为何又突然不见了呢?”
“啊?”
“我看八成是太监使坏。”朱禄肯定地说,“老爷,你平日进宫,从来不给值门官施舍路票,这帮家伙的心都是称钩做的,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有几分道理,”朱衡微微颌首,又狐疑问道,“不开值房的门让老夫受冻,这是太监使坏,但我看他们还没这么大的胆子乱传圣旨,这有欺君之罪,谁敢?”
朱禄想想也是,也就不再吱声。这时候门子来报:工部左侍郎潘季训来访。朱衡知道潘季训此来肯定不是一般的探望,不能拒见。按士人规矩,正式会客应在客厅,倘是密友,也可延至书房。同朱衡一样,潘季训也是有名的治河专家,只是在治河方略上,与朱衡不尽一致,但潘季训是一个正人君子,自前年京察从江西巡抚调任工部左侍郎,勤勉做事远离是非,朱衡对他很是器重,工部一应大事都与他商量,堂官佐贰相处得十分融洽。朱衡本想安排在客厅见面,但没有力气撑坐起来,只好请家人回避,把潘季训请到床前会见。
潘季训在朱禄的引领下走进房中,一眼瞥见躺在床上的朱衡面色蜡黄眼窝塌陷,形色枯槁眼神也是憔悴不堪。禁不住心下一酸,趋向床前握着朱衡的手,噙着两泡热泪说道:
“朱大人,你受苦了。”
“这苦受得窝囊,”朱衡自我解嘲说道,“阉竖们就因为老夫不肯给路票,就买通了老天爷来整我。”
“朱大人,事情恐怕不这么简单,”潘季训在床前坐了下来,忧虑地说,“今日刚刚点卯,杭州织造督办太监孙隆又到部询问,特制皇上龙袍的移文何日下发?”
“这个移文不能发!”朱衡虽然身在重病之中,但谈起公事来,还是那么决断。
“部堂大人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因此回绝了孙隆,告诉他此事还要上奏皇上,就工费银问题再行磋商。那孙隆悻悻而去,临走留下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你们部堂大人已在左掖门外守了两个时辰的门墩儿,未必还想多候几次?听他的口气,朱大人受此折磨,肯定与江南织造的移文有关。”
“这么说,是孙隆假传圣旨?”
“下官有这个怀疑。”潘季训想了想,又道,“不过,没有人撑腰,孙隆决不敢这样干。”
“这人会是谁呢?”朱衡问。
“那还有谁?诈传圣旨,可不是一般人敢做的。”
潘季训为人谨慎,说话留有分寸。朱衡想着那个人是冯保,却也不便说出口。顿时又烦躁不安血往上涌,两眼一直再次晕厥过去。慌得家人又是灌参水又是掐人中,好半天才又把弄醒。潘季训怕留在这儿添乱只得悄悄儿告辞。朱衡睁开眼珠子见不着潘季训,窝了一肚子话找不到人倾诉,喘了一阵子,他不知哪来的一股力气,竟一掀被子下了床,让婢女拿过官袍替他穿上。
“你要干什么?”夫人问。
“上内阁。”
夫人急了,数落道:“瞧你这样子,风都能吹倒,哪能出门,快躺到床上去。”
“你放心,老夫这口气,一时半会还断不了。”
朱衡说着,又是一阵呛咳,但他不顾家人的劝阻,硬是犟着出门登轿而去。
张居正一大早入得值房,杂役早把地龙烧得很暖,张居正先去内屋解下挡风的斗篷,又脱下穿在官袍里的羊羔皮袄子,这才出来问一旁候着的书办姚旷:
“莫文隆来了吗?”
姚旷回答:“昨儿个通知的是辰时过半,眼下离辰时还差一刻呢。”
“他人一到,就领到我这里。”
张居正说罢,就蹙到紫檀翘头大文案后头,在那把黄梨透雕靠背玫瑰椅上落坐。案台上先已放了一只贴了封条的折匣,皇上看过的奏折,都由司礼监盖了关防装匣封出,每日早晨送到张居正的值房拟票。张居正命姚旷启封开匣,随手拿起最上面的一份奏折,只见封皮题签上写着:“工部尚书朱衡请酌减杭州织造局用银疏”,顿时就打开来阅读:
昨者,杭州织造局提督太监孙隆到部传谕:今年杭州织造局用银数增至八十万两银。循例、本部出半,应调拨四十万两银。臣奏称:此项增费太大,无章可循,欲乞圣明按常额取用。
臣等看得:祖宗朝国用,织造俱有定额。穆宗皇帝常年造衣,用银不过二十万两,承祚之初年,亦只费四十万两。且此项用度,须司礼监与本部会商定额,然后奏明圣上请银。所费银两,内库出一半,本部出一半。今次用银,突然增至八十万两之巨,且事前司礼监不与本部会商,竟单独具事上闻,请得谕旨。如此做法不合规矩。因此,本部拒绝移文。
仰惟皇上嗣登大宝,屡下宽恤之诏,躬身节俭,以先天下。海内忻忻,方幸更生。顷者以来,买办渐多,用度渐广,当此缺乏之际,臣等实切隐忧。辄敢不避烦渎,披沥上请。伏愿皇上俯从该部之言,将前项银两裁减大半。今后上供之费,有必不可已者,照祖宗旧制,止于内库取用。臣等无任惶悚陨越之至。
读完这篇奏疏,张居正在心里头连连叫了三个“好”字,又把这折子从头到尾细读了一遍,这才放下。正思虑如何拟票,姚旷把杭州知府莫文隆领了进来。
莫文隆五日前进京述职,张居正三天前就已接见过他,该谈的也都谈了,本不该再见的。盖因他昨日听说孙隆到工部办理移文让朱衡轰出来的事,情知会有一场风波发生。朱衡与冯保都不是息事宁人之辈,何况这件事涉及国家财政,是发生在万历二年新春上元的第一件大事。张居正心底清楚,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在这件事情上都不能袖手旁观。当然,他可以耍滑头,两边都不得罪,把最后的仲裁权交给皇上,但他不想这样做。自前年六月上任首辅,到万历元年年底这一年半时间,他主要精力都放在整饬吏治上头。为了解决积弊多年的文恬武嬉政务懈怠现象,他首创“考成法”约束官员。这个“考成法”的内容是:凡皇帝谕旨交办,政府日常公务以及各衙门执掌之事,必须专人负责,限期完成。所做每一件事,其完成情况都要记录在册,以备查验核实。今后,所有官员的升迁去留,奖励或罢黜,都凭这本“考功薄”的档录作为依据。这项改革看似简单却很管用,自推行以来,京城各大衙门一扫过去那种疲疲沓沓冷水泡蘑菇的办事作风。每接手一件事,当事官员再不敢敷衍塞责。过去那种有令不能行有禁不能止的局面有了根本转变。究其因,是官员们害怕在“考功溥”上记下秽行劣迹,断了晋升之路。人既管住了,张居正便想从今年也就是万历二年起开始整顿财政。
但是,他已考虑了多年的深思熟虑的一揽子计划还来不及推出,杭州织造局用银的矛盾就发生了,他立刻就敏感地感到,这件事为他的财政改革提供了绝妙契机。基于这层考虑,他不但没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那份闲情,反而寝食难安,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因势利导把这里头的“戏”做足,因想到杭州织造局的事情历来由杭州府衙帮办,为了摸清情况,他临时决定再次接见莫文隆。
莫文隆五十岁出头,通籍之后,从正九品的县主薄干起,他从未破格提拔,硬是凭着三年考满晋升一级的士人通途,一步步爬到现任的杭州知府任上。他在这任上兢兢业业干满六年,去年例当晋升,但因杭州是江南财赋重地,争抢这一职位的人很多,吏部一时委决不下。张居正遂决定让老成持重的莫文隆留任,给他晋升一级,挂从三品的浙江省布政司参政衔。这一安排自然让莫文隆高兴,心里头对张居正存了一份感激。因是第二次见面,也就不用寒喧。张居正很快把话切入正题,问道:
“杭州织造局衙门,离你们府衙有多远?”
“不算太远,都在清波门附近。”
“平常来往多不多?”
“不多。”
“为何?”
“他们是钦差。”
张居正听出莫文隆话里头有弦外之音,也不再追问,只是谑道:“惹不起躲得起,是不是?”
莫文隆咧嘴一笑算是默认。
张居正接着问:“杭州织造局的公事,你们府衙如何配合?”
莫文隆摇摇头,略一迟疑苦笑着问:“首辅大人,您允许下官说实话否?”
“当然要说实话。”
莫文隆伸出四根指头,决然地说:“四个字,苦不堪言。”
“苦在哪里?”
“第一,难的是给织户派活儿,给皇上制龙衣,布料特别讲究,就说一匹大红妆过肩蟒缎吧,从缫丝到染色,每一道工序都丝毫不得马虎。一匹缎子千辛万苦织成,钦差的督造太监过目检查,若找到一个米粒大的庇点,这匹缎子就算废了。织户忙活了半年,不但领不到报酬,那报废的缎子还不给退回。”
“为什么?”
“钦差说的理由是,这是专给皇上织造的面料,说什么也不能让它们流传到民间。”
“这么说,杭州的织户饱受这软差之苦?”
“可不是。”莫文隆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态,接着说,“一匹缎子就算验关过了,织造局也只肯付给二十两银子。”
“实际价值多少?”
“值八十两。”
“那织户岂不亏本?”
“是啊,不然下官怎么说是苦不堪言呢。”莫文隆逮着机会诉苦,索性一吐为快,“所以,每年为织造局摊派织工,成了杭州府衙第一等的头痛事。八十两银子一匹的缎子,织造局只肯给二十两,杭州府衙这里抠一点,那里抠一点,再给织户凑二十两。即便这样,也没有哪一家织户愿意干。”
“那你们是如何摊派的?”
“每年织造局的计划下来,府衙就派人去把织户按里甲召聚起来,分片抓阄儿,抓着谁就该谁。”
“这样长久下去也不是办法。”
“下官知道这不是办法,但别无良策,方才说的是第一难,第二难是绣女,一匹缎子按式样裁制成衣,然后再将金百图案刺绣上去……”
“行了,这些你就不用说了。”张居正打断莫文隆的话,“据此倒推也约略知道,每道工序都把关极严,织造局所付工钱又很少,是不是?”
“是。”
“你当了六年杭州知府,对织造局的内情也摸得很熟,今天你对我说实话,制一件龙袍,到底要多少两银子?”
“从织造局的账面上付出来,不到两千两银子,咱府衙还得往里贴两千两。”
“总共才四千两?”
“是,”莫文隆肯定地回答,“这已是满打满算了。”
张居正好一阵默然,然后长吁一口气,叹道:“隆庆皇帝生前比较节俭,给他制作的龙衣,价码儿最低,却也是二万两银子一套。”
“是啊,”莫文隆瞧着张居正沉重的脸色,谨慎答道,“下官上任杭州知府,正好给隆庆皇帝做了四年龙袍。他大行前一年,做一件便宜的,造价是八千两银子。”
“实际值多少?”
“这件龙袍只用了三千两银子。”
“造价二万两银子的龙袍呢?”
“下官方才已说过了,四千两银子。”
“四千两银子,从织造局的账上付出来,实际上只有二千两。只有二万两银子的十分之一,剩下的银子都哪里去了?”
张居正已是十分的震怒,一拍案台问道。其实他并不是问莫文隆,而是一腔愤懑脱口而出。莫文隆不知端的,却以为问的是他,顿时吓得冷汗一冒,挺直了身子答道:
“回首辅大人,杭州织造局直受内府管辖,该局的账目,下官无权过问。”
“我并不是问你,”张居正见莫文隆误解,又解释说,“我是在想,一件龙袍的造价与请银的价格之间,悬殊如此之大,怎么就没人管。”
“这个没法儿管。”莫文隆小声嘟哝。
“为何?”
“自开国圣君洪武皇帝到如今,造龙袍的价格都高悬下不。这已成了定规,没有人去怀疑它是否合理。”
“这中间巨大的差价,难道都让钦差督造们贪墨了?”
“首辅大人没到过杭州,不知道督造的太监们日常生活是如何的奢侈。”莫文隆愤愤说道,“这些人经常大宴宾客,炮龙烹凤只当常事。西湖上最豪华的游船,就是他们织造局的。”
此前,张居正就一直怀疑织造局用银有虚报成份,但没想到漏洞会这么大。国家税赋有限,每年入不敷出,户部恨不能一个子儿掰成几半儿,可是,这些太监们却如此挥霍无度。太仓纵然是金山银山,这金山银山纵然堆得比景山还高,也不够这些败家子们冒额鲸吞。想到这里,张居正脱口喊道:
“莫文隆。”
莫文隆赶紧起身应道:“下官在。”
张居正示意他坐下,又问:“仆听说,你与致仕的应天巡抚张佳胤是同乡?”
“是。”
“张佳胤是有名的干练之臣,隆庆五年,由于仆的举荐,他由兵部职方郎中晋升为应天府尹。到任一年时间,就政声鹊起。深得地方爱戴。隆庆六年四月,因处理安庆兵变触怒了高拱而被免职。仆主持内阁后,意欲给他复职,却不凑巧他家慈升仙,须得夺情三年。上个月他还有信致仆,言在家治《易》,颇有心得。”
听得首辅如此称赞张佳胤,作为同乡,莫文隆亦觉脸上有光,答道:
“张佳胤是家乡有名的才子,深得士人注仰。”
“他不单是才子,更是难得的循吏。”
“循吏?”莫文隆一愣。
“对,循吏!”张居正答得斩钉截铁,“莫文隆,你应该以他为楷模,勇于任事。”
“是,下官谨记首辅教诲。”莫文隆刚说罢这一句应景儿的话,忽然又明白到首辅话中有话。犹豫了一下,又答道,“下官待罪官场这么多年,一不贪,又不怕吃苦,惟独缺的,就是一个‘勇’字。”
“而仆现在向你要的,恰恰就是这个‘勇’字,”张居正说张佳胤,目的就是启迪莫文隆要做一个诤臣,“杭州织造局的内情,你既摸得清楚,就应该上书直谏,以张皇上耳目。”
“谏什么?”莫文隆仓促中问了句糊涂话。
“织造局制作龙袍的工价银。”
“这……”
“有难处吗?”
张居正扫过来的目光,火一样灼人。莫文隆浑身不自在,畏葸答道:
“下官说过,龙袍工价银自洪武皇帝开始,就是这么定价的,都二百年了,经历了九个皇帝,未曾更易,这已成了祖宗规矩。”
莫文隆的这段话中藏了心机,盖因张居正出任首辅之初,第一次觐见皇上陈述自己的治国方略时,曾说过“一切务遵祖制,不必更易”,这席话登在邸报上,已是布闻天下。对当时纷乱妄测的朝局,的确起到了稳定作用。这一年半时间,张居正的治国大略,与这句话也基本相符。因此,莫文隆特别提出“祖宗规矩”四个字,意在提醒张居正,这件事不可乱碰。张居正心思通透,哪能听不懂莫文隆的话外之音?他觉得不仅是莫文隆,就是整个官场,都存在着不知如何审时度势掌握通变之法的问题,因此便借机阐述自己的观点:
“祖宗规矩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有好有坏。好的规矩,一个字都不能更改,坏的规矩,不合时宜的规矩,就得全都改掉。譬如织造局用银这种瞒天报价的做法,不仅仅是坏,简直是恶劣透顶,焉能不改?”
听这掷地有声的口气,莫文隆知道首辅已经下定了决心,加之他平素对织造局钦差的飞扬跋扈早就心生痛恨,因此爽快答道:
“首辅欲开万历新政,下官无任欢忻。矫枉崇侈竭诚事启本是臣节。下官明日动身返回杭州,一回到府衙,就立即写折上奏。”
“你回杭州要多少天?”
“水路半月,陆路十天。”
“太晚了,”张居正脸色露出急切的神气,“我看事不宜迟,你这就回到客栈,写好了折子送到通政司,然后再动身回杭州。”
莫文隆不明白首辅为何要得这么急,却也不敢问。正说告辞,只见姚旷神色慌张跑了进来,对张居正说道:
“首辅大人,工部尚书朱衡被人抬进了内阁。”
张居正这一惊非同不可,急忙问道:“什么,抬进来的?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他在左掖门前被冻坏了。”
姚旷接着就把五更天里左掖门前发生的事大致讲了一遍,张居正听罢,斥道:
“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何现在才来报告?”
姚旷答:“小的也是半个时辰前才知道,因见着首辅在与莫大人谈话,就没有进来打扰。”
张居正情急中不得细问,只对莫文隆说:“你回去照仆说的办,要快!”说罢起身离坐,在姚旷引领下出门迎接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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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时约略过半,天色还是黑得如同老锅底儿。位于崇文门大街之侧石缸胡同工部尚书朱衡的府邸,大门忽然被擂得山响,门子打开门眼一瞧,见是两个宫内的乌木牌火者,便问其故,火者答:“皇上传旨,要朱大人立即赶往左掖门候见。”说罢驱马而去。门子不敢怠慢,遂叫醒管家禀报主人。尚在睡梦中的朱衡,被叫醒后也顾不得多想,以为是为杭州织造局用银事,皇上要当面质询,便连忙沐浴更衣乘轿而去。到了左掖门外,仍是黑天黑地,只五凤楼上挂在檐前的八盏大红灯笼,摇曳生出一些光芒。轿夫代为叫门,门内守值禁军回答,请朱大人先在外头候着,等接到旨意再行开门。朱衡无奈,只得站在门洞里干等。
却说永乐十四年建成的这座皇城,虽然是南京皇城的仿制,但体制规模更为庄严宏伟。皇城外围墙高七丈,周长三千一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共有六座城门,分别为大明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皇城之内还有一座城中城,即通常所说的紫禁城。皇极、中极、建极三大殿及乾清、坤宁二宫俱在紫禁城内。这内城墙南北长二百三十六丈二尺,东西长二百零二丈九尺五寸,高仍是七丈。进紫禁城共有八座门,分别是承天门、端门、午门(即俗称所谓的五凤楼)、午门之东为左掖门、西为右掖门、再东是东华门、再西是西华门、向北叫元武门。除了例朝,皇上平日接见大臣,有时在文华殿,有时在平台。一般被接见大臣,接到通知先来到左掖门前等候。
朱衡来到左掖门不久,五凤楼上才敲响五更鼓。这正是寒气最重的时候。加之后半夜变了天,尖刀似的北风吹得山摇地动,扫在脸上哈气成冰,吸一下鼻子五脏六腑都凉透了。偏这左掖门外比之别处,更是冷得非常。盖因端门午门之间,是一个偌大广场,四周城墙高耸,中间空空荡荡了无一物。从端门里挤进的寒风,打着唿哨扑过来,受阻于紧闭的午门,又旋转着回扑,那股子狠劲儿几可拔树。在这巨大的风口中摇摇晃晃站了不大一会儿,朱衡就冻成了冰棍儿。轿班班头眼见主人老大一把年纪受此折磨,于心不忍,便上前问道:“老爷,这左掖门旁边,不是有专给候旨官员备下的值房么?”
“是呀,是有几间。”朱衡呛咳着回答。
“俺去叫他们开门。”
班头说着就上前去敲左掖门,敲了十几下,才听到里面有人应声:“谁呀?”
“俺是朱大人的家人,俺想……”
“去去去,”不等班头说完,就听得里面不耐烦地吼道,“皇上还没有旨意下来,候着吧。”
“俺家老爷已候了半个时辰了,外头北风这么大,他都快冻成冰棍了。”
“咱有什么办法,咱又不是天神,管得住这狗日的北风。”
“候旨的官员不是有值房么,烦你们打开,让俺老爷进去暖和暖和。”
“值房是有,但找不到管值房的火者。”
“烦你们找一找……”
“上哪儿找?叫你家老爷忍一忍,挺一挺,立马儿天就亮了。”
说完,任凭班头再三求告,里头总是一个不应声。缩在门洞旮旯里的朱衡,听得这段对话,长叹一声,顿时有了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感觉。班头人机灵,咂摸着今日的事情有些费解,不管怎么说,朱衡还是朝廷的二品大员,守门官如此横蛮对待,于情于理都说不通。思来想去,他似乎找到了个中原因,便凑近朱衡耳边,轻声说道:
“老爷,依小的看,这帮没根的家伙,是故意整治你。”
“是吗?”朱衡冻得嘴唇打磕。
“狗日的嫌你不给路票。”班头说着在身上搜出点碎银,向朱衡征询道,“要不,小的再喊他们,把这点‘路票’递进去?”
“多嘴!”朱衡白了班头一眼,骂道,“老夫一世清名,今日岂能遭污。”
班头再不敢多言,心里头却埋怨主人迂直。且说这紫禁城内戒备森严,门禁甚多,光是历朝皇帝题匾的大门就有一百多座,且每道门均有禁军把守,守门官都由内珰担任。这些牙牌太监虽然官职不高,但因是替皇上把门,借天子之威,纵是三公九卿,他们也不放在眼里。大约在永乐后期就形成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进入大内受皇上接见的官员,一入端门,每过一道门就得给该门值日官送上一份银钱,说一声“公公辛苦了”,值日官则回一句“你走好”,然后笑脸相送。久而久之,这份子钱便有了一个非常恰当的称谓,叫“路票”。路票多少不论,少则一两二两,多则十两八两。从端门到云台,要穿过六道门,虽然每道门所送不多,但加起来也是个不小的数目。身为朝廷命官受到皇上召见固然是无上殊荣,但这守门官的路票盘剥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一些清廉官员每每为此叫苦不迭却又莫可奈何。也有一些官员想硬着头皮闯过去不给,守门官就会把他拦住百般刁难,往往误了觐见时间而遭到惩处。曾经有一位知县觐见皇上,随身带了四十两银碇。守门官欺他是个乡巴佬小官,连哄带唬,才过四道门,所带的银子就被敲榨得一干二净。过第五道门无路票可送,守门官是个挖窟窿生蛆的阴损主儿,便故意指错路,让这位县令走进一位贵妃住着的院子。擅闯禁宫,这可是犯了天条,理当受刑大辟,虽然许多官员上折疏救,这位县太爷依然受到廷杖被打断了一条腿,并革职回籍永不叙用。这等惨痛教训,叫官员们听了谁不心惊胆战?因此都抱着息事宁人蚀钱免灾的态度,凡入大内都备足“路票”钱。当然,官员中也有不信邪的,每次入宫经过那些重门,都犟颈驴子似的扬长而去。当年的海瑞是那样,眼下在左掖门外候旨的朱衡也是这样一位软硬不吃的硬汉。
朱衡与高拱是同年进士,岁数却比高拱大了五岁,今年已过了六十七。他两度担任工部尚书,这第二次已当了七年,如今还在任上。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初,为稳定局势,留任了三位老臣。一是吏部尚书杨博,二是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第三便是这个工部尚书朱衡。众京官都还记得,隆庆六年穆宗皇帝驾崩前夕,这位倔老头为了潮白河工程款一事气得要敲登闻鼓。在部院大臣中,朱衡的倔犟是出了名的。在他的脑子里只有事体没有人情。凡工部职责权限之事,他把关极严,若不合规矩,哪怕是御旨他也敢违抗。因此在京城官场中,大至三公九卿小至部曹椽吏,莫不都对他敬畏三分。
兴许是天可怜见,就在朱衡在门洞里备受煎熬的时候,一阵紧过一阵的北风忽然间弱了下来。朱衡一直跺着冻得发麻的双脚,不停地揪着一挂挂的清鼻涕。这会儿略略感到好受些。忽然,隔着厚重的门壁,听得里面隐隐约约传来对话的声音:
“他娘的,这北风怎么停了?”一个尖尖的嗓音没来由地咒骂起来。
“是啊,”另一个更显得油滑的声音接腔,“老天爷该不是姓朱吧。”
“这老屎橛子,咱们讨个值房住住,他从中作梗,这回逮着机会,让他吃吃苦头。”
“这苦头还没吃够呢,老天爷帮着他。”
“……”
朱衡听得真切,只觉得心窝子像是被人踹了一脚。他咬着发乌的嘴唇,愣怔怔地望着黑漆漆的长天,想起去年冬月发生的一件事情:
京城各大衙门及这皇城紫禁城的所有房屋,无论是兴建或修缮整理,统归户部管辖。这午门之左一直有五间值房,本系候朝官员暂时休息之处,同时也收贮了一些卷箱,凡入经筵侍班讲读,亦在此伺候。去年冬月,这午门的新任值门官王起忽然上了一道内折,向皇上讨这五间房居住。皇上发折出来,着工部斟酌。朱衡一看折子就有气,心里头直骂阉竖们胆大妄为,竟然把主意打到官员候朝的值房上来。遂以工部名义上了一道公折,言这五间值房是永乐皇帝对候朝官员心存体恤而建造,之后历经百余年八个皇帝,此值房都未曾更易。现在怎能更改祖宗法度,变众官候朝之值房为守门员之私宅?小皇上看了这个公折后,批道:“既是各衙门公会候朝之所,今后不许奏讨。”这一场小小风波才算平息。朱衡每天有多少大事要办,此等小事一经过去,他就忘得干干净净。没想到由此得罪了这个狗眼看人低的值门官。今日得此机会意欲往死里整他。
跺了一会儿脚,朱衡稍感暖和。他不想窝在门洞里听“闲话”生气,便一边搓着脸,一边踱步到广场上,班头跟着他一步不离左右。此时天色欲亮未亮,正是一天中最为贼冷的时候。朱衡高一脚低一脚走近端门,弱下去的风势忽然又猛烈起来,吹得朱衡踉踉跄跄站立不稳,万般无奈,只得在班头的搀扶下挪到墙角儿暂避。眼见那股子寒风愈吹愈烈,转瞬间又形成地动山摇之势。朱衡倚着高墙,感到那厚重的墙体也在抖动。他忽然产生了一丝恐惧,眼前出现了天倾地陷的幻景。班头紧紧搂着瘦骨嶙峋的朱衡,感觉是搂着一根冰柱子。心里担心老头子顶不住要出事,便大声嚷道:
“老爷,咱们回吧!”
“回,回哪儿?”
“回家。”
朱衡拼命地摇头,他的舌头缰硬,已是说不出一句囫囵话来,但他仍断断续续说道:
“咱、咱、咱等、等皇、皇上……”
偏这时候,五凤楼上的一盏硕大宫灯被吹脱了钩子,任风撕扯着轰然坠下,重重地摔在朱衡面前。眼见半空中冷不丁飞下一颗火球,朱衡猝不及防,吓得惊叫一声。顿时一口痰堵在喉咙口上磁磁实实吐不出来,片刻儿就憋昏了过去。班头一只手搂着他,另一只手又是摇他脑袋又是捶他的背心,好不容易才让他把那口痰“咳”了出来。人虽然苏醒了过来,但已是软绵得只有进气没有出气。
差不多又过了小半个时辰,天色才慢慢放亮。在刀搅一般的北风中,但见黑峻峻的城墙,高耸耸的楼阁,密沉沉的飞檐,光溜溜的地砖,都像是用寒冰砌成。班头费了老鼻子劲把朱衡搬到轿子里蜷起,然后又去敲门,两只拳头擂得生痛,半晌才听得里头有人走过来,隔着门缝儿喊道:
“朱大人您请回吧,皇上今日有事,会见取消了。”
班头也不答话,只命令轿夫赶快起轿,如飞一般回到石缸胡同。
朱衡回到家中,已是嘴唇发紫四肢僵硬,众人七手八脚把他抬到热炕上捂了几床厚被,足有半个多时辰都没缓过劲儿来。本说是去见皇上,一家人兴奋得不得了,谁知竟是这样站着出去抬着回来,合府百十口主仆无不慌炸了把儿。朱衡的诰命夫人本已上了年纪,哪经得这般惊吓?守在床边六神无主,除了一把一把地抹眼泪,再也想不起该干什么。亏得管家朱禄方寸不乱,张罗着让厨子熬了一碗浓浓的姜汤,端到床边来,撬开朱衡的嘴一点点地灌下,然后把被子捂得紧紧的发汗。这么翻来复去的折腾,大约翻了巳牌,一直昏迷着的朱衡才悠悠醒来。他脑子里一片空白,竟忘了发生的事情,看看床边围着的人脸上都挂着泪痕,不解地问:
“你们是怎么了?”
看他犯迷糊,老夫人更是心如刀绞,只瘪着嘴呜呜地哭。还是朱禄挤上前来答道:
“老爷,今儿五更天,你在午门外冻坏了。”
经这一提,朱衡才醒了神,记起了早晨在午门外受到的侮辱和磨难,顿时头痛得针扎一般。他本来就有哮喘病,经此一冻便是发作得厉害。嗓子里像扯风箱似的,嘴巴张得大大的也吐不过气来,婢女给他垫高了枕头,老夫人又张罗着找出家中常备的“六神顺气丸”,让他服下,这才又慢慢平稳下来,待他喘咳稍停,朱禄问道:
“老爷,您不觉得这事儿有些蹊跷么?”
“唔?你是说,说……”
朱衡又是一阵呛咳,婢女赶紧给他捶背,待吐出痰后,管家继续说道:
“小皇上才十二岁,朝中又无甚急事,怎么可能这么早传旨见你呢?既然传了旨,为何又突然不见了呢?”
“啊?”
“我看八成是太监使坏。”朱禄肯定地说,“老爷,你平日进宫,从来不给值门官施舍路票,这帮家伙的心都是称钩做的,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有几分道理,”朱衡微微颌首,又狐疑问道,“不开值房的门让老夫受冻,这是太监使坏,但我看他们还没这么大的胆子乱传圣旨,这有欺君之罪,谁敢?”
朱禄想想也是,也就不再吱声。这时候门子来报:工部左侍郎潘季训来访。朱衡知道潘季训此来肯定不是一般的探望,不能拒见。按士人规矩,正式会客应在客厅,倘是密友,也可延至书房。同朱衡一样,潘季训也是有名的治河专家,只是在治河方略上,与朱衡不尽一致,但潘季训是一个正人君子,自前年京察从江西巡抚调任工部左侍郎,勤勉做事远离是非,朱衡对他很是器重,工部一应大事都与他商量,堂官佐贰相处得十分融洽。朱衡本想安排在客厅见面,但没有力气撑坐起来,只好请家人回避,把潘季训请到床前会见。
潘季训在朱禄的引领下走进房中,一眼瞥见躺在床上的朱衡面色蜡黄眼窝塌陷,形色枯槁眼神也是憔悴不堪。禁不住心下一酸,趋向床前握着朱衡的手,噙着两泡热泪说道:
“朱大人,你受苦了。”
“这苦受得窝囊,”朱衡自我解嘲说道,“阉竖们就因为老夫不肯给路票,就买通了老天爷来整我。”
“朱大人,事情恐怕不这么简单,”潘季训在床前坐了下来,忧虑地说,“今日刚刚点卯,杭州织造督办太监孙隆又到部询问,特制皇上龙袍的移文何日下发?”
“这个移文不能发!”朱衡虽然身在重病之中,但谈起公事来,还是那么决断。
“部堂大人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因此回绝了孙隆,告诉他此事还要上奏皇上,就工费银问题再行磋商。那孙隆悻悻而去,临走留下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你们部堂大人已在左掖门外守了两个时辰的门墩儿,未必还想多候几次?听他的口气,朱大人受此折磨,肯定与江南织造的移文有关。”
“这么说,是孙隆假传圣旨?”
“下官有这个怀疑。”潘季训想了想,又道,“不过,没有人撑腰,孙隆决不敢这样干。”
“这人会是谁呢?”朱衡问。
“那还有谁?诈传圣旨,可不是一般人敢做的。”
潘季训为人谨慎,说话留有分寸。朱衡想着那个人是冯保,却也不便说出口。顿时又烦躁不安血往上涌,两眼一直再次晕厥过去。慌得家人又是灌参水又是掐人中,好半天才又把弄醒。潘季训怕留在这儿添乱只得悄悄儿告辞。朱衡睁开眼珠子见不着潘季训,窝了一肚子话找不到人倾诉,喘了一阵子,他不知哪来的一股力气,竟一掀被子下了床,让婢女拿过官袍替他穿上。
“你要干什么?”夫人问。
“上内阁。”
夫人急了,数落道:“瞧你这样子,风都能吹倒,哪能出门,快躺到床上去。”
“你放心,老夫这口气,一时半会还断不了。”
朱衡说着,又是一阵呛咳,但他不顾家人的劝阻,硬是犟着出门登轿而去。
张居正一大早入得值房,杂役早把地龙烧得很暖,张居正先去内屋解下挡风的斗篷,又脱下穿在官袍里的羊羔皮袄子,这才出来问一旁候着的书办姚旷:
“莫文隆来了吗?”
姚旷回答:“昨儿个通知的是辰时过半,眼下离辰时还差一刻呢。”
“他人一到,就领到我这里。”
张居正说罢,就蹙到紫檀翘头大文案后头,在那把黄梨透雕靠背玫瑰椅上落坐。案台上先已放了一只贴了封条的折匣,皇上看过的奏折,都由司礼监盖了关防装匣封出,每日早晨送到张居正的值房拟票。张居正命姚旷启封开匣,随手拿起最上面的一份奏折,只见封皮题签上写着:“工部尚书朱衡请酌减杭州织造局用银疏”,顿时就打开来阅读:
昨者,杭州织造局提督太监孙隆到部传谕:今年杭州织造局用银数增至八十万两银。循例、本部出半,应调拨四十万两银。臣奏称:此项增费太大,无章可循,欲乞圣明按常额取用。
臣等看得:祖宗朝国用,织造俱有定额。穆宗皇帝常年造衣,用银不过二十万两,承祚之初年,亦只费四十万两。且此项用度,须司礼监与本部会商定额,然后奏明圣上请银。所费银两,内库出一半,本部出一半。今次用银,突然增至八十万两之巨,且事前司礼监不与本部会商,竟单独具事上闻,请得谕旨。如此做法不合规矩。因此,本部拒绝移文。
仰惟皇上嗣登大宝,屡下宽恤之诏,躬身节俭,以先天下。海内忻忻,方幸更生。顷者以来,买办渐多,用度渐广,当此缺乏之际,臣等实切隐忧。辄敢不避烦渎,披沥上请。伏愿皇上俯从该部之言,将前项银两裁减大半。今后上供之费,有必不可已者,照祖宗旧制,止于内库取用。臣等无任惶悚陨越之至。
读完这篇奏疏,张居正在心里头连连叫了三个“好”字,又把这折子从头到尾细读了一遍,这才放下。正思虑如何拟票,姚旷把杭州知府莫文隆领了进来。
莫文隆五日前进京述职,张居正三天前就已接见过他,该谈的也都谈了,本不该再见的。盖因他昨日听说孙隆到工部办理移文让朱衡轰出来的事,情知会有一场风波发生。朱衡与冯保都不是息事宁人之辈,何况这件事涉及国家财政,是发生在万历二年新春上元的第一件大事。张居正心底清楚,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在这件事情上都不能袖手旁观。当然,他可以耍滑头,两边都不得罪,把最后的仲裁权交给皇上,但他不想这样做。自前年六月上任首辅,到万历元年年底这一年半时间,他主要精力都放在整饬吏治上头。为了解决积弊多年的文恬武嬉政务懈怠现象,他首创“考成法”约束官员。这个“考成法”的内容是:凡皇帝谕旨交办,政府日常公务以及各衙门执掌之事,必须专人负责,限期完成。所做每一件事,其完成情况都要记录在册,以备查验核实。今后,所有官员的升迁去留,奖励或罢黜,都凭这本“考功薄”的档录作为依据。这项改革看似简单却很管用,自推行以来,京城各大衙门一扫过去那种疲疲沓沓冷水泡蘑菇的办事作风。每接手一件事,当事官员再不敢敷衍塞责。过去那种有令不能行有禁不能止的局面有了根本转变。究其因,是官员们害怕在“考功溥”上记下秽行劣迹,断了晋升之路。人既管住了,张居正便想从今年也就是万历二年起开始整顿财政。
但是,他已考虑了多年的深思熟虑的一揽子计划还来不及推出,杭州织造局用银的矛盾就发生了,他立刻就敏感地感到,这件事为他的财政改革提供了绝妙契机。基于这层考虑,他不但没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那份闲情,反而寝食难安,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因势利导把这里头的“戏”做足,因想到杭州织造局的事情历来由杭州府衙帮办,为了摸清情况,他临时决定再次接见莫文隆。
莫文隆五十岁出头,通籍之后,从正九品的县主薄干起,他从未破格提拔,硬是凭着三年考满晋升一级的士人通途,一步步爬到现任的杭州知府任上。他在这任上兢兢业业干满六年,去年例当晋升,但因杭州是江南财赋重地,争抢这一职位的人很多,吏部一时委决不下。张居正遂决定让老成持重的莫文隆留任,给他晋升一级,挂从三品的浙江省布政司参政衔。这一安排自然让莫文隆高兴,心里头对张居正存了一份感激。因是第二次见面,也就不用寒喧。张居正很快把话切入正题,问道:
“杭州织造局衙门,离你们府衙有多远?”
“不算太远,都在清波门附近。”
“平常来往多不多?”
“不多。”
“为何?”
“他们是钦差。”
张居正听出莫文隆话里头有弦外之音,也不再追问,只是谑道:“惹不起躲得起,是不是?”
莫文隆咧嘴一笑算是默认。
张居正接着问:“杭州织造局的公事,你们府衙如何配合?”
莫文隆摇摇头,略一迟疑苦笑着问:“首辅大人,您允许下官说实话否?”
“当然要说实话。”
莫文隆伸出四根指头,决然地说:“四个字,苦不堪言。”
“苦在哪里?”
“第一,难的是给织户派活儿,给皇上制龙衣,布料特别讲究,就说一匹大红妆过肩蟒缎吧,从缫丝到染色,每一道工序都丝毫不得马虎。一匹缎子千辛万苦织成,钦差的督造太监过目检查,若找到一个米粒大的庇点,这匹缎子就算废了。织户忙活了半年,不但领不到报酬,那报废的缎子还不给退回。”
“为什么?”
“钦差说的理由是,这是专给皇上织造的面料,说什么也不能让它们流传到民间。”
“这么说,杭州的织户饱受这软差之苦?”
“可不是。”莫文隆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态,接着说,“一匹缎子就算验关过了,织造局也只肯付给二十两银子。”
“实际价值多少?”
“值八十两。”
“那织户岂不亏本?”
“是啊,不然下官怎么说是苦不堪言呢。”莫文隆逮着机会诉苦,索性一吐为快,“所以,每年为织造局摊派织工,成了杭州府衙第一等的头痛事。八十两银子一匹的缎子,织造局只肯给二十两,杭州府衙这里抠一点,那里抠一点,再给织户凑二十两。即便这样,也没有哪一家织户愿意干。”
“那你们是如何摊派的?”
“每年织造局的计划下来,府衙就派人去把织户按里甲召聚起来,分片抓阄儿,抓着谁就该谁。”
“这样长久下去也不是办法。”
“下官知道这不是办法,但别无良策,方才说的是第一难,第二难是绣女,一匹缎子按式样裁制成衣,然后再将金百图案刺绣上去……”
“行了,这些你就不用说了。”张居正打断莫文隆的话,“据此倒推也约略知道,每道工序都把关极严,织造局所付工钱又很少,是不是?”
“是。”
“你当了六年杭州知府,对织造局的内情也摸得很熟,今天你对我说实话,制一件龙袍,到底要多少两银子?”
“从织造局的账面上付出来,不到两千两银子,咱府衙还得往里贴两千两。”
“总共才四千两?”
“是,”莫文隆肯定地回答,“这已是满打满算了。”
张居正好一阵默然,然后长吁一口气,叹道:“隆庆皇帝生前比较节俭,给他制作的龙衣,价码儿最低,却也是二万两银子一套。”
“是啊,”莫文隆瞧着张居正沉重的脸色,谨慎答道,“下官上任杭州知府,正好给隆庆皇帝做了四年龙袍。他大行前一年,做一件便宜的,造价是八千两银子。”
“实际值多少?”
“这件龙袍只用了三千两银子。”
“造价二万两银子的龙袍呢?”
“下官方才已说过了,四千两银子。”
“四千两银子,从织造局的账上付出来,实际上只有二千两。只有二万两银子的十分之一,剩下的银子都哪里去了?”
张居正已是十分的震怒,一拍案台问道。其实他并不是问莫文隆,而是一腔愤懑脱口而出。莫文隆不知端的,却以为问的是他,顿时吓得冷汗一冒,挺直了身子答道:
“回首辅大人,杭州织造局直受内府管辖,该局的账目,下官无权过问。”
“我并不是问你,”张居正见莫文隆误解,又解释说,“我是在想,一件龙袍的造价与请银的价格之间,悬殊如此之大,怎么就没人管。”
“这个没法儿管。”莫文隆小声嘟哝。
“为何?”
“自开国圣君洪武皇帝到如今,造龙袍的价格都高悬下不。这已成了定规,没有人去怀疑它是否合理。”
“这中间巨大的差价,难道都让钦差督造们贪墨了?”
“首辅大人没到过杭州,不知道督造的太监们日常生活是如何的奢侈。”莫文隆愤愤说道,“这些人经常大宴宾客,炮龙烹凤只当常事。西湖上最豪华的游船,就是他们织造局的。”
此前,张居正就一直怀疑织造局用银有虚报成份,但没想到漏洞会这么大。国家税赋有限,每年入不敷出,户部恨不能一个子儿掰成几半儿,可是,这些太监们却如此挥霍无度。太仓纵然是金山银山,这金山银山纵然堆得比景山还高,也不够这些败家子们冒额鲸吞。想到这里,张居正脱口喊道:
“莫文隆。”
莫文隆赶紧起身应道:“下官在。”
张居正示意他坐下,又问:“仆听说,你与致仕的应天巡抚张佳胤是同乡?”
“是。”
“张佳胤是有名的干练之臣,隆庆五年,由于仆的举荐,他由兵部职方郎中晋升为应天府尹。到任一年时间,就政声鹊起。深得地方爱戴。隆庆六年四月,因处理安庆兵变触怒了高拱而被免职。仆主持内阁后,意欲给他复职,却不凑巧他家慈升仙,须得夺情三年。上个月他还有信致仆,言在家治《易》,颇有心得。”
听得首辅如此称赞张佳胤,作为同乡,莫文隆亦觉脸上有光,答道:
“张佳胤是家乡有名的才子,深得士人注仰。”
“他不单是才子,更是难得的循吏。”
“循吏?”莫文隆一愣。
“对,循吏!”张居正答得斩钉截铁,“莫文隆,你应该以他为楷模,勇于任事。”
“是,下官谨记首辅教诲。”莫文隆刚说罢这一句应景儿的话,忽然又明白到首辅话中有话。犹豫了一下,又答道,“下官待罪官场这么多年,一不贪,又不怕吃苦,惟独缺的,就是一个‘勇’字。”
“而仆现在向你要的,恰恰就是这个‘勇’字,”张居正说张佳胤,目的就是启迪莫文隆要做一个诤臣,“杭州织造局的内情,你既摸得清楚,就应该上书直谏,以张皇上耳目。”
“谏什么?”莫文隆仓促中问了句糊涂话。
“织造局制作龙袍的工价银。”
“这……”
“有难处吗?”
张居正扫过来的目光,火一样灼人。莫文隆浑身不自在,畏葸答道:
“下官说过,龙袍工价银自洪武皇帝开始,就是这么定价的,都二百年了,经历了九个皇帝,未曾更易,这已成了祖宗规矩。”
莫文隆的这段话中藏了心机,盖因张居正出任首辅之初,第一次觐见皇上陈述自己的治国方略时,曾说过“一切务遵祖制,不必更易”,这席话登在邸报上,已是布闻天下。对当时纷乱妄测的朝局,的确起到了稳定作用。这一年半时间,张居正的治国大略,与这句话也基本相符。因此,莫文隆特别提出“祖宗规矩”四个字,意在提醒张居正,这件事不可乱碰。张居正心思通透,哪能听不懂莫文隆的话外之音?他觉得不仅是莫文隆,就是整个官场,都存在着不知如何审时度势掌握通变之法的问题,因此便借机阐述自己的观点:
“祖宗规矩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有好有坏。好的规矩,一个字都不能更改,坏的规矩,不合时宜的规矩,就得全都改掉。譬如织造局用银这种瞒天报价的做法,不仅仅是坏,简直是恶劣透顶,焉能不改?”
听这掷地有声的口气,莫文隆知道首辅已经下定了决心,加之他平素对织造局钦差的飞扬跋扈早就心生痛恨,因此爽快答道:
“首辅欲开万历新政,下官无任欢忻。矫枉崇侈竭诚事启本是臣节。下官明日动身返回杭州,一回到府衙,就立即写折上奏。”
“你回杭州要多少天?”
“水路半月,陆路十天。”
“太晚了,”张居正脸色露出急切的神气,“我看事不宜迟,你这就回到客栈,写好了折子送到通政司,然后再动身回杭州。”
莫文隆不明白首辅为何要得这么急,却也不敢问。正说告辞,只见姚旷神色慌张跑了进来,对张居正说道:
“首辅大人,工部尚书朱衡被人抬进了内阁。”
张居正这一惊非同不可,急忙问道:“什么,抬进来的?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他在左掖门前被冻坏了。”
姚旷接着就把五更天里左掖门前发生的事大致讲了一遍,张居正听罢,斥道:
“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何现在才来报告?”
姚旷答:“小的也是半个时辰前才知道,因见着首辅在与莫大人谈话,就没有进来打扰。”
张居正情急中不得细问,只对莫文隆说:“你回去照仆说的办,要快!”说罢起身离坐,在姚旷引领下出门迎接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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