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8章 变化
政治问题是天底下最复杂的问题,它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也不能脱离人的身份,而且还和其他任何问题都产生相互影响的作用。
如果把李如松的个性放在明初那会儿,其实并不显眼,因为在那个时期,以淮西军功集团为首的武将可以压着文官耀武扬威而不被质疑。
如果李如松不是将门的官二代,而是如高务实这样的文臣官二代,他的处世态度也不至于有太大的后果,了不起被人说一句刚愎自负,官场上愿意提携的他的人少一些罢了。
坏就坏在他既是将门出身,又动不动就得罪文臣,仗着皇帝的宠信,生生把自己玩成了孤臣。这种情况发生在这种时期,当真是神仙难救。
以高务实这样的出身,敢于拿祖制开刀搞改革,也不敢轻易改变所谓以文御武的传统,原因其实很简单:任何居于稳定统治期的政权,都必然是文官政权。
武将相对于文官在政治上处于优势的时期,通常而言要么是开国之初挟“打天下”之余威,要么是国家大乱之际恃“挽狂澜”之实力,从来没有在国家稳定时期出现武将集团控制国家的情况。
如果有,那就意味着大乱将起。
事实上,有明一朝虽然财政制度极其糟糕,但它的政治制度是很先进且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优秀的制度。
众所周知,政治制度这种东西最关键部分就在于制衡,任何一种权力如果处于无可限制的状况,都会导致国家全面失控,无论这种权力属于谁——皇帝、文官亦或者武将。
后世提到关于明朝体制的问题,总会中枢的最高权力在皇帝,内阁的作用只是顾问,六部的权力也比较弱。但其实这只是明太祖朱元璋创立这套体制的初衷,实际上则只在洪武和永乐两个朝代真正执行过。
事实上终明一朝,就只有洪武和永乐两朝的政治体制非常接近于后来的鞑清。到了仁宣之后,因为当时文官治国的思想开始逐渐浓厚,具体的行政权向内阁和六部转移,皇帝的行政权开始逐渐萎缩。
必须承认,这样的演变不是皇帝的初衷,但是它符合一个国家在稳定之后各级官员的诉求,而不是什么皇帝昏庸之类的问题而导致。
明朝的仁宣二帝会比清朝的大部分皇帝昏庸吗?显然不可能,但鞑清的情况是,即便皇帝昏庸,官员也不敢有这样的诉求。
为什么?这个朝廷的官员都把自己看成皇帝的奴才,又怎么敢和皇帝逐步的索要行政权?
这种转移在景泰和天顺两朝基本完成,这是由于两方面原因同时造成的。
首先,明朝的文官敢于直谏皇帝,敢于用礼仪道德束缚皇帝,对皇帝形成了掣肘,所以他们能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权力。而皇帝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就能管理全国的政务,所以需要依赖内阁和六部大臣来帮助自己具体的执行行政权力。
这也不是什么皇帝昏庸造成的,而是皇帝实事求是的需要依赖大臣们给自己做参谋。鞑清的统治者当然也没法一个人管理国家事务,但他们与大明不同,他们自己就是少数派,团结少数派压制多数派,这个难度反而小得多——因为需要分红的人少了。
他们死守着他的权力不信任汉族大臣,而鞑清朝廷里想争取权力的也就只有汉人大臣——“此乱命也,粤不奉诏”这种话,只能是李鸿章这样的汉臣才说得出来。参加“东南互保”的都是汉臣,满臣即便同意东南互保也不敢明面上加入,这就是明证。
而明朝是“多数派”皇朝,皇帝身边不可能有一小撮可文可武的铁杆保皇党,所以文官大臣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如在景泰时,景泰皇帝依赖于谦;天顺时,英宗依赖李贤。
到了弘治以后,情况就已经是皇帝越来越难控制的了。皇帝已经变成了权力的来源和象征,但他们做任何的事情都已经没有办法自由。
比如正德要南巡,权力意识的大增的大臣们全体反对。而如嘉靖的大礼议、万历的国本之争等等,都是皇权与文官政权的冲突。
此时,皇帝们已经变成了退居幕后的国家最高统治者,他们的确始终掌握着对任何事情的最终决断权,但是平时的行政权力已经几乎完全落在了内阁和六部的手里。
这也不是皇帝昏庸和懒惰造成的,明朝中期的很多皇帝们都因为要权力和大臣们进行过殊死的斗争。
皇帝是权力的来源,他可以给人权力,也可以剥夺权力,并且掌握人的生死。这是他唯一可以威胁大臣的地方,但是偏偏明朝的大臣常常并不那么怕死。当皇帝撤换了一个大臣,经常会有更多的大臣站出来维护这个集体的权力。
不是作为个体的大臣真的不怕死,也不是他们不在意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是他们也不敢违背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这就是所谓“没有人能背叛自己的阶级。”
高务实也不敢。作为文官集团的一员,甚至是领袖之一,他拥有足够强大的名望和实力,却同样不敢在这一点上打马虎眼。
他对武将的态度比绝大多数文官对武将的态度要好,但那是个人态度,外界只会说他高司徒为人随和,因为他并不是要给予武将与他平起平坐的权力。
转回到皇帝,朱翊钧与他的爷爷嘉靖同样是少年天子出身,两个人也都有着颇为了得的政治手腕,但为什么嘉靖时期的大礼议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而朱翊钧时期的国本之争却以文官集团的胜利而告终?
是文官集团在万历朝变得比嘉靖朝更强大了吗?未必。事实上,这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皇帝本人的思维。
高务实当年看过很多穿越明朝做皇帝的小说,且不论其合理性与否,首先它们当时给了高务实一个很有趣的思考:皇帝本人的思想,对其统治的影响。
穿越者皇帝的思想,当然是和土著皇帝的思想大相径庭。而穿越者是一个久经世事知识渊博的人,还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底层小年轻,同样也有很大的影响。
针对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他的思想局限性,比他的生理局限性,就更加严重了。
首先,他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很少有人的思想,能够突破时代主流思想的桎梏;其次,他受到个人阶级的局限性,他所处的阶级和生活方式,很大程度局限了他的见识;再次,他受到了个人教育的局限性,人的思想是后天形成的,教育读书这种间接经验,也会严重影响其思想。
对于明朝的土著皇帝来说,他不可能突破时代的局限,看到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方向。他被束缚着宫廷中成长的个人经验,也让他严重缺乏对整个社会的认识。
高务实发现,历史上几个偶然成长在民间的皇帝,个人能力几乎都非常强。
最后一点,则是土著皇帝受到的教育也是传统儒家思想那套,他也基本上不可能突破这套思想的桎梏。
嘉靖与万历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嘉靖是藩王世子“小宗继承大宗”入京为帝,而朱翊钧是由少年太子而为少年天子,他接受的都是文官集团给他安排好的儒家教育。
这一世的朱翊钧稍微幸运一点,因为有了个高务实在身边,旁敲侧击地给他一些新思维影响。然而限于高务实的身份,这些影响也是有限的,是有所克制的。
思想上的局限,会造成其行为的局限。连想都想不到的事情,怎么可能去做到?思想上面的残疾,比肢体的残疾要可怕的多,因为你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残疾!
文官集团在道德礼仪、信息掌握、行政执行和意识形态操控等方面,对皇帝形成了全方位的制约。作为帝王你高高在上,看似无所不能,其实是一个大号的泥胎木偶:你看到的信息是失真的,你决策的事项是高成本低效率执行的,你想做的变革和调整必须要符合文官集团的利益,同时还要符合道德礼法的主流意识……
皇帝们或许很少总结这些,但皇帝们一定能意识到一些,所以在原历史上,皇帝们都更喜欢用自己熟悉且相对“听招呼”的重臣。无论是嘉靖用严嵩,还是隆庆用高拱,亦或者万历用张居正,在这个根源上区别都不大。
无论这位首辅是忠是奸,本质上都是他将皇帝忽悠瘸了。至于接下来的事,只能看这位首辅的良心。
文官制衡皇帝,最常用也是最有力的武器是伦理道德,伦理道德是我们这个敬天法祖的国家的根基,是和平年代皇权的授予者,是运行国家机器、维持地方长治久安的工具,同时也是几千年来这个国家所有人——包括皇帝本人——内心中根植的绝对理想与理念。
文官熟读四书五经,又通过了科举考试,无疑是这个国家对伦理道德那一套最熟悉的人,他们可以让一切事情与合适的道德挂上钩,并以此来要挟皇帝、使事情符合他们的意愿、对事情做出合理的解释。
他们甚至从皇帝小时候开始就教授他伦理道德,以便于皇帝长大后能更好的间接治理国家。事实上,对于国家实际的运行,文官集团才是真正的核心,皇帝不过是一个传统权力的象征罢了,无非因为传统的根深蒂固,以及没有新的意识形态替代,才让皇位如此的不容置疑,这也让道德伦理对于皇帝更加的重要了。
在这种时候,李如松作为实际上的被统治者,要求与实际上的统治者平权,怎么可能取得成功?哪怕在皇帝这个名义上的统治者多方保护之下,他也依然会死——意外战死也是死啊,你看那位老老实实与文官集团搞好关系的戚继光,他怎么就不会意外战死呢?
更让人心底发寒的,则是朱翊钧本人极有可能洞悉了其中的内情,所以至始至终放任和包庇李如松。他知道他不管怎么保护,李如松迟早都会死。而在这个反复拉锯的过程中,尾大不掉的李家军会被严重削弱,直至没有威胁。
这意味着,皇帝实际上默认了文官集团的强势,也无意在“以文御武”是对是错方面搞什么拨乱反正。或许在皇帝所接受儒家教育所形成的思维中,这本身就是正确的,他的所作所为,出发点都只是稳定统治。
高务实一路沉默地出宫,没有回户部,而是让仪仗直接开往兵部。凑巧的是,兵部今天不止是梁梦龙在,负责主管兵部事务的大学士吴兑也在。
吴兑本是来询问兵部对这次建州之战赏功罚过的安排的,此时见高务实也来了,立刻明白高务实也一定是关心这件事,与梁梦龙一起将高务实请了进来。三人便在梁梦龙的值房里开起了小会。
刚开始说事,高务实就先听到一个消息,吴兑说任养心那篇弹劾李成梁父子“环神京左右蟠据,横骄莫可摇动”的弹章并非出自于“自发”,而是出自于沈鲤的授意。
这个消息让高务实先是有些错愕,问道:“师兄可以断定?”
“不是断定,是确定。”吴兑摇头道:“我使人问过任子诚,他亲口说的。”
高务实当即明白过来:任养心是山西芮城人,万历二年进士,其房师即是沈鲤。他虽然是实学派中理论上的晋党一系,但显然要受到沈鲤这位高居左都御史的老师影响。
他本身是直隶巡按御史,左都御史兼老师的沈鲤让他弹劾李成梁父子,他自然很难拒绝。
问题在于,沈鲤为什么要这么做——要知道,高务实这位实学派实际上的领袖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公开表明态度。
吴兑没有明说,反倒是梁梦龙嗤笑一声,忍不住开口了:“心斋公于辽抚任内数次为李成梁请功,今李成梁有此大败,似反证心斋公昔日所赞为虚,此其一;心斋公今年六十有七,有人等不及也,此其二。”
高务实瞥了一眼吴兑,见吴兑捻须不语,不禁轻哼一声,道:“心斋公为李宁远请功倘若有误,则我伯考文正公昔年独排众议,用心斋公为辽抚,那岂非也是有误?”
牵涉到高拱,吴兑作为学生也不敢不说话了,立刻道:“先师相文正公,素以用人称职为世所瞩目。其用心斋兄为辽抚,心斋兄乃实军伍,招流移,治甲仗,市战马,信赏罚,使土蛮不敢侵而王杲伏诛。于是设宽甸六堡,为我朝廷拓八百里新疆——此若有误,何为不误?”
梁梦龙叹道:“所以说有人就是等不及了,两三年都忍不得。”
吴兑也叹了口气,摇头道:“也难怪他忍不得,此前日新顶了他大司农的位置,虽然他去做了总宪,但想必这口气仍是咽不下去。
而今年年初,本该起复回阁的凤磐公又偏偏病倒了,于是咱们原计划中,内阁能够力压心学一派的局面也就不复存在。此时此刻,他以为主动一些便有机会入阁,且能得到我等的支持,那也就不足为奇了。”
原来张四维丁忧这几年运气很糟,先是因为父亲病逝而丁忧,等到丁忧结束,朝廷召他起复回京的消息刚到,他还在按照“流程”请辞呢,结果母亲又病逝了。这下子走流程的请辞变成了真请辞,只能继续丁忧。
等到老娘的丁忧快要结束,他自己偏偏又病倒了。张四维本来身体就不好,壮年时期都曾经因病请辞回乡休养过数年,现在年纪大了再一病,当时真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他甚至口述了一封信让回乡探视的张泰徵给高务实带来,信中他用颇为悲观的态度告诉高务实,说他可能没有机会再回中枢了,不过同时又表扬了高务实一番,说高务实这几年的表现比他想象中更好,勉慰他继续努力。
张四维信中还说,“晋党”本身原不该始终独立于实学派中其他人,如今在高务实的带领下已有逐渐融入的趋势,这是个好趋势,应该继续。反而如果他回京,这种趋势倒可能被打破,这对实学派整体而言是不好的,因此他不回去也有好处,劝高务实不必以此为念,争取早日让实学派上下齐心。
凡此种种,张四维说了很多。
高务实仔细思考了一番,觉得大舅这话恐怕不是虚言安慰,而是意有所指。这几年张四维虽然人在丁忧,但因为京华传递消息十分灵通,他对朝中局面从来都很清楚。
实学派内部在他离任之后虽然看似仍是一个整体,但其实形成了两个派别,其中高务实占据实力优势,而许国、沈鲤一派由于有许国这个次辅的存在,则形成了名义占优的局面。
张四维当然对此不满,所以一开始他是希望自己能够早些返回中枢的,但天不遂人愿,现在看来是有些难了。他自然是站在高务实这一边的,也的确认为只有高务实才能担当得起实学派党魁的重任,于是口述了这封信让张泰徵转交给高务实。
高务实知道,随着张四维的这个交待,他也一定会与晋党其他人沟通明白,从此之后晋党会加速融入整个实学派,并以高务实马首是瞻。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封信甚至可以算作张四维的政治遗嘱。
但不知道是不是许国、沈鲤方面也察觉到了什么,因此沈鲤推动了任养心弹劾李成梁父子——这个举动的真正目标不是李成梁本人,而是一边打击心学派势力,一边打击张学颜的名声。
倘若张学颜因此请辞,而心学派也因为李成梁一事不敢冒头,那新入阁的人选可不就还得从实学派中来?实学派中现在最适合入阁的人有谁?
高务实刚刚履新户部尚书不久,而且本身也太过于年轻,肯定不是入阁的首选,那么首选对象自然是左都御史沈鲤。
许国肯定也支持这样的变化,因为他一个人光靠次辅的名头已经明显压不住高务实,若是支持高务实的张学颜去位而沈鲤又成为阁臣,此消彼长之下他就极有可能扳回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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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李如松的个性放在明初那会儿,其实并不显眼,因为在那个时期,以淮西军功集团为首的武将可以压着文官耀武扬威而不被质疑。
如果李如松不是将门的官二代,而是如高务实这样的文臣官二代,他的处世态度也不至于有太大的后果,了不起被人说一句刚愎自负,官场上愿意提携的他的人少一些罢了。
坏就坏在他既是将门出身,又动不动就得罪文臣,仗着皇帝的宠信,生生把自己玩成了孤臣。这种情况发生在这种时期,当真是神仙难救。
以高务实这样的出身,敢于拿祖制开刀搞改革,也不敢轻易改变所谓以文御武的传统,原因其实很简单:任何居于稳定统治期的政权,都必然是文官政权。
武将相对于文官在政治上处于优势的时期,通常而言要么是开国之初挟“打天下”之余威,要么是国家大乱之际恃“挽狂澜”之实力,从来没有在国家稳定时期出现武将集团控制国家的情况。
如果有,那就意味着大乱将起。
事实上,有明一朝虽然财政制度极其糟糕,但它的政治制度是很先进且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优秀的制度。
众所周知,政治制度这种东西最关键部分就在于制衡,任何一种权力如果处于无可限制的状况,都会导致国家全面失控,无论这种权力属于谁——皇帝、文官亦或者武将。
后世提到关于明朝体制的问题,总会中枢的最高权力在皇帝,内阁的作用只是顾问,六部的权力也比较弱。但其实这只是明太祖朱元璋创立这套体制的初衷,实际上则只在洪武和永乐两个朝代真正执行过。
事实上终明一朝,就只有洪武和永乐两朝的政治体制非常接近于后来的鞑清。到了仁宣之后,因为当时文官治国的思想开始逐渐浓厚,具体的行政权向内阁和六部转移,皇帝的行政权开始逐渐萎缩。
必须承认,这样的演变不是皇帝的初衷,但是它符合一个国家在稳定之后各级官员的诉求,而不是什么皇帝昏庸之类的问题而导致。
明朝的仁宣二帝会比清朝的大部分皇帝昏庸吗?显然不可能,但鞑清的情况是,即便皇帝昏庸,官员也不敢有这样的诉求。
为什么?这个朝廷的官员都把自己看成皇帝的奴才,又怎么敢和皇帝逐步的索要行政权?
这种转移在景泰和天顺两朝基本完成,这是由于两方面原因同时造成的。
首先,明朝的文官敢于直谏皇帝,敢于用礼仪道德束缚皇帝,对皇帝形成了掣肘,所以他们能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权力。而皇帝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就能管理全国的政务,所以需要依赖内阁和六部大臣来帮助自己具体的执行行政权力。
这也不是什么皇帝昏庸造成的,而是皇帝实事求是的需要依赖大臣们给自己做参谋。鞑清的统治者当然也没法一个人管理国家事务,但他们与大明不同,他们自己就是少数派,团结少数派压制多数派,这个难度反而小得多——因为需要分红的人少了。
他们死守着他的权力不信任汉族大臣,而鞑清朝廷里想争取权力的也就只有汉人大臣——“此乱命也,粤不奉诏”这种话,只能是李鸿章这样的汉臣才说得出来。参加“东南互保”的都是汉臣,满臣即便同意东南互保也不敢明面上加入,这就是明证。
而明朝是“多数派”皇朝,皇帝身边不可能有一小撮可文可武的铁杆保皇党,所以文官大臣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如在景泰时,景泰皇帝依赖于谦;天顺时,英宗依赖李贤。
到了弘治以后,情况就已经是皇帝越来越难控制的了。皇帝已经变成了权力的来源和象征,但他们做任何的事情都已经没有办法自由。
比如正德要南巡,权力意识的大增的大臣们全体反对。而如嘉靖的大礼议、万历的国本之争等等,都是皇权与文官政权的冲突。
此时,皇帝们已经变成了退居幕后的国家最高统治者,他们的确始终掌握着对任何事情的最终决断权,但是平时的行政权力已经几乎完全落在了内阁和六部的手里。
这也不是皇帝昏庸和懒惰造成的,明朝中期的很多皇帝们都因为要权力和大臣们进行过殊死的斗争。
皇帝是权力的来源,他可以给人权力,也可以剥夺权力,并且掌握人的生死。这是他唯一可以威胁大臣的地方,但是偏偏明朝的大臣常常并不那么怕死。当皇帝撤换了一个大臣,经常会有更多的大臣站出来维护这个集体的权力。
不是作为个体的大臣真的不怕死,也不是他们不在意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是他们也不敢违背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这就是所谓“没有人能背叛自己的阶级。”
高务实也不敢。作为文官集团的一员,甚至是领袖之一,他拥有足够强大的名望和实力,却同样不敢在这一点上打马虎眼。
他对武将的态度比绝大多数文官对武将的态度要好,但那是个人态度,外界只会说他高司徒为人随和,因为他并不是要给予武将与他平起平坐的权力。
转回到皇帝,朱翊钧与他的爷爷嘉靖同样是少年天子出身,两个人也都有着颇为了得的政治手腕,但为什么嘉靖时期的大礼议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而朱翊钧时期的国本之争却以文官集团的胜利而告终?
是文官集团在万历朝变得比嘉靖朝更强大了吗?未必。事实上,这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皇帝本人的思维。
高务实当年看过很多穿越明朝做皇帝的小说,且不论其合理性与否,首先它们当时给了高务实一个很有趣的思考:皇帝本人的思想,对其统治的影响。
穿越者皇帝的思想,当然是和土著皇帝的思想大相径庭。而穿越者是一个久经世事知识渊博的人,还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底层小年轻,同样也有很大的影响。
针对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他的思想局限性,比他的生理局限性,就更加严重了。
首先,他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很少有人的思想,能够突破时代主流思想的桎梏;其次,他受到个人阶级的局限性,他所处的阶级和生活方式,很大程度局限了他的见识;再次,他受到了个人教育的局限性,人的思想是后天形成的,教育读书这种间接经验,也会严重影响其思想。
对于明朝的土著皇帝来说,他不可能突破时代的局限,看到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方向。他被束缚着宫廷中成长的个人经验,也让他严重缺乏对整个社会的认识。
高务实发现,历史上几个偶然成长在民间的皇帝,个人能力几乎都非常强。
最后一点,则是土著皇帝受到的教育也是传统儒家思想那套,他也基本上不可能突破这套思想的桎梏。
嘉靖与万历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嘉靖是藩王世子“小宗继承大宗”入京为帝,而朱翊钧是由少年太子而为少年天子,他接受的都是文官集团给他安排好的儒家教育。
这一世的朱翊钧稍微幸运一点,因为有了个高务实在身边,旁敲侧击地给他一些新思维影响。然而限于高务实的身份,这些影响也是有限的,是有所克制的。
思想上的局限,会造成其行为的局限。连想都想不到的事情,怎么可能去做到?思想上面的残疾,比肢体的残疾要可怕的多,因为你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残疾!
文官集团在道德礼仪、信息掌握、行政执行和意识形态操控等方面,对皇帝形成了全方位的制约。作为帝王你高高在上,看似无所不能,其实是一个大号的泥胎木偶:你看到的信息是失真的,你决策的事项是高成本低效率执行的,你想做的变革和调整必须要符合文官集团的利益,同时还要符合道德礼法的主流意识……
皇帝们或许很少总结这些,但皇帝们一定能意识到一些,所以在原历史上,皇帝们都更喜欢用自己熟悉且相对“听招呼”的重臣。无论是嘉靖用严嵩,还是隆庆用高拱,亦或者万历用张居正,在这个根源上区别都不大。
无论这位首辅是忠是奸,本质上都是他将皇帝忽悠瘸了。至于接下来的事,只能看这位首辅的良心。
文官制衡皇帝,最常用也是最有力的武器是伦理道德,伦理道德是我们这个敬天法祖的国家的根基,是和平年代皇权的授予者,是运行国家机器、维持地方长治久安的工具,同时也是几千年来这个国家所有人——包括皇帝本人——内心中根植的绝对理想与理念。
文官熟读四书五经,又通过了科举考试,无疑是这个国家对伦理道德那一套最熟悉的人,他们可以让一切事情与合适的道德挂上钩,并以此来要挟皇帝、使事情符合他们的意愿、对事情做出合理的解释。
他们甚至从皇帝小时候开始就教授他伦理道德,以便于皇帝长大后能更好的间接治理国家。事实上,对于国家实际的运行,文官集团才是真正的核心,皇帝不过是一个传统权力的象征罢了,无非因为传统的根深蒂固,以及没有新的意识形态替代,才让皇位如此的不容置疑,这也让道德伦理对于皇帝更加的重要了。
在这种时候,李如松作为实际上的被统治者,要求与实际上的统治者平权,怎么可能取得成功?哪怕在皇帝这个名义上的统治者多方保护之下,他也依然会死——意外战死也是死啊,你看那位老老实实与文官集团搞好关系的戚继光,他怎么就不会意外战死呢?
更让人心底发寒的,则是朱翊钧本人极有可能洞悉了其中的内情,所以至始至终放任和包庇李如松。他知道他不管怎么保护,李如松迟早都会死。而在这个反复拉锯的过程中,尾大不掉的李家军会被严重削弱,直至没有威胁。
这意味着,皇帝实际上默认了文官集团的强势,也无意在“以文御武”是对是错方面搞什么拨乱反正。或许在皇帝所接受儒家教育所形成的思维中,这本身就是正确的,他的所作所为,出发点都只是稳定统治。
高务实一路沉默地出宫,没有回户部,而是让仪仗直接开往兵部。凑巧的是,兵部今天不止是梁梦龙在,负责主管兵部事务的大学士吴兑也在。
吴兑本是来询问兵部对这次建州之战赏功罚过的安排的,此时见高务实也来了,立刻明白高务实也一定是关心这件事,与梁梦龙一起将高务实请了进来。三人便在梁梦龙的值房里开起了小会。
刚开始说事,高务实就先听到一个消息,吴兑说任养心那篇弹劾李成梁父子“环神京左右蟠据,横骄莫可摇动”的弹章并非出自于“自发”,而是出自于沈鲤的授意。
这个消息让高务实先是有些错愕,问道:“师兄可以断定?”
“不是断定,是确定。”吴兑摇头道:“我使人问过任子诚,他亲口说的。”
高务实当即明白过来:任养心是山西芮城人,万历二年进士,其房师即是沈鲤。他虽然是实学派中理论上的晋党一系,但显然要受到沈鲤这位高居左都御史的老师影响。
他本身是直隶巡按御史,左都御史兼老师的沈鲤让他弹劾李成梁父子,他自然很难拒绝。
问题在于,沈鲤为什么要这么做——要知道,高务实这位实学派实际上的领袖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公开表明态度。
吴兑没有明说,反倒是梁梦龙嗤笑一声,忍不住开口了:“心斋公于辽抚任内数次为李成梁请功,今李成梁有此大败,似反证心斋公昔日所赞为虚,此其一;心斋公今年六十有七,有人等不及也,此其二。”
高务实瞥了一眼吴兑,见吴兑捻须不语,不禁轻哼一声,道:“心斋公为李宁远请功倘若有误,则我伯考文正公昔年独排众议,用心斋公为辽抚,那岂非也是有误?”
牵涉到高拱,吴兑作为学生也不敢不说话了,立刻道:“先师相文正公,素以用人称职为世所瞩目。其用心斋兄为辽抚,心斋兄乃实军伍,招流移,治甲仗,市战马,信赏罚,使土蛮不敢侵而王杲伏诛。于是设宽甸六堡,为我朝廷拓八百里新疆——此若有误,何为不误?”
梁梦龙叹道:“所以说有人就是等不及了,两三年都忍不得。”
吴兑也叹了口气,摇头道:“也难怪他忍不得,此前日新顶了他大司农的位置,虽然他去做了总宪,但想必这口气仍是咽不下去。
而今年年初,本该起复回阁的凤磐公又偏偏病倒了,于是咱们原计划中,内阁能够力压心学一派的局面也就不复存在。此时此刻,他以为主动一些便有机会入阁,且能得到我等的支持,那也就不足为奇了。”
原来张四维丁忧这几年运气很糟,先是因为父亲病逝而丁忧,等到丁忧结束,朝廷召他起复回京的消息刚到,他还在按照“流程”请辞呢,结果母亲又病逝了。这下子走流程的请辞变成了真请辞,只能继续丁忧。
等到老娘的丁忧快要结束,他自己偏偏又病倒了。张四维本来身体就不好,壮年时期都曾经因病请辞回乡休养过数年,现在年纪大了再一病,当时真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他甚至口述了一封信让回乡探视的张泰徵给高务实带来,信中他用颇为悲观的态度告诉高务实,说他可能没有机会再回中枢了,不过同时又表扬了高务实一番,说高务实这几年的表现比他想象中更好,勉慰他继续努力。
张四维信中还说,“晋党”本身原不该始终独立于实学派中其他人,如今在高务实的带领下已有逐渐融入的趋势,这是个好趋势,应该继续。反而如果他回京,这种趋势倒可能被打破,这对实学派整体而言是不好的,因此他不回去也有好处,劝高务实不必以此为念,争取早日让实学派上下齐心。
凡此种种,张四维说了很多。
高务实仔细思考了一番,觉得大舅这话恐怕不是虚言安慰,而是意有所指。这几年张四维虽然人在丁忧,但因为京华传递消息十分灵通,他对朝中局面从来都很清楚。
实学派内部在他离任之后虽然看似仍是一个整体,但其实形成了两个派别,其中高务实占据实力优势,而许国、沈鲤一派由于有许国这个次辅的存在,则形成了名义占优的局面。
张四维当然对此不满,所以一开始他是希望自己能够早些返回中枢的,但天不遂人愿,现在看来是有些难了。他自然是站在高务实这一边的,也的确认为只有高务实才能担当得起实学派党魁的重任,于是口述了这封信让张泰徵转交给高务实。
高务实知道,随着张四维的这个交待,他也一定会与晋党其他人沟通明白,从此之后晋党会加速融入整个实学派,并以高务实马首是瞻。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封信甚至可以算作张四维的政治遗嘱。
但不知道是不是许国、沈鲤方面也察觉到了什么,因此沈鲤推动了任养心弹劾李成梁父子——这个举动的真正目标不是李成梁本人,而是一边打击心学派势力,一边打击张学颜的名声。
倘若张学颜因此请辞,而心学派也因为李成梁一事不敢冒头,那新入阁的人选可不就还得从实学派中来?实学派中现在最适合入阁的人有谁?
高务实刚刚履新户部尚书不久,而且本身也太过于年轻,肯定不是入阁的首选,那么首选对象自然是左都御史沈鲤。
许国肯定也支持这样的变化,因为他一个人光靠次辅的名头已经明显压不住高务实,若是支持高务实的张学颜去位而沈鲤又成为阁臣,此消彼长之下他就极有可能扳回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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