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1章 南察风波(十)
这番话高务实本不愿直言,但此时此刻又不好不说,不过他其实也是谨慎过头了。曹簠作为他在辽抚任上的部将,又是他上疏从牢里“捞出来”的,现在每每给他写信都必称“恩堂”。
对于这样一个人,他自然有很强的影响力,别说皇帝听了不会觉得意外,就算申时行、王锡爵听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
说到底,还是高务实自己不希望自己表现得像是一个“人治社会”中的循吏,而总按照“法治社会”来要求自己的思维在起作用。而朱翊钧也好,申时行、王锡爵也罢,他们是习惯于人治社会的一切规则的,所以反而认为这很正常。
常言道“法不不外乎人情”,意思就是法律一般不会超出人类社会的情感之外,即基本符合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人的感情思想。因此,一切法律无论严格还是宽和,都应该是富含人性化的。
当然,这里的“人情”并非作为社会上流传的人情世故来理解,而是指人类的情感。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而道德本是由人情而生化,故法律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护人情的存在。既然如此,一个获救之人更愿意听从搭救者的要求,显然是一件完全合情合理的事。
或许,只有高务实才会下意识淡化这种人情因素,试图在任何事情上都只是“讲道理”。
果然,朱翊钧笑了笑,很自然地道:“那就最好不过了,朕觉得你不如干脆说得细致一些,让他知道这一仗该如何打。”
好吧,这又是典型的高务实依赖症。在朱翊钧眼里,似乎只要高务实运筹帷幄之中了,曹簠哪怕是在千里之外,也能照猫画虎打赢这一仗。
更诡异的是,似乎不仅朱翊钧这么想,申时行和王锡爵也有这样的担忧。
所以申时行此时不得不站了出来,主动开口道:“皇上,曹簠虽是辽阳副总兵,但辽抚就在辽阳,此事总不好越过抚臣而单由镇臣主掌。臣以为还是该由辽抚总掌军务,曹簠只管前线作战即可。”
这是大明朝的惯例,朱翊钧虽然知道李松和高务实不是一路人,但也没法直言拒绝,只是沉吟着朝高务实看了一眼。
高务实本来微微低着头,在感受到皇帝的目光朝自己投来之后,他抬头道:“臣以为元辅所言极是,辽东军务自然还是由督抚主导才是正理。”
朱翊钧悄然松了口气,要是高务实刚才出言拒绝,坚持让曹簠单独指挥这次作战,那自己就比较尴尬了。好在高务实始终是高务实,从不让皇帝为难,这才避免了皇帝的难堪。
但朱翊钧没有注意到,高务实这里玩了一个小小的话术:申时行本来只提到此战应该由辽东巡抚李松负责,却没有提蓟辽总督周咏,而高务实的回答却是“由督抚主导”。
督抚督抚,即便二者在理论上都是中枢特派官员,本身属于差遣官,并无品级差别,但从习惯上来说,总还是督在前、抚在后,总督在中枢的本职通常都比巡抚高一点。比如说当巡抚是挂佥都御史衔时,总督基本是挂兵部侍郎衔;巡抚若挂兵部侍郎衔时,则总督多半挂兵部尚书衔。
而如今,李松因为是初任巡抚,本职加衔并不高,只是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而此时的蓟辽总督周咏则是挂兵部侍郎衔。
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兵部侍郎正三品,故一旦按照高务实的说法,此战“由督抚主导”,则当然还是得以蓟辽总督周咏为主。
更何况,这次乃是战事,总督除非不管或者分身乏术,否则管理上的“优先级”是要高于巡抚的,所以这次与当初高务实任辽抚时不同。
高务实任辽抚时,周咏作为高务实河南乡党出身的实学派官员,肯定不会与高务实意见相左,因此周制台根本没有插手高务实对辽东的任何安排,全由高务实一个人说了算。
虽然此时高务实并不清楚申时行忽然提出这么一句来究竟只是维护文臣压制武臣的传统,亦或者是要想办法掌握此战主导权以便将来分功,还是干脆打算让李松拖曹簠的后腿。
但不管怎么说,高务实不可能无动于衷,肯定要预备一下反制之策,以免将来陷入被动,而此时能够满足这一需求的,周咏这位蓟辽总督显然是最好的人选。
朱翊钧没有注意到,申时行和王锡爵显然注意到了,但高务实的话就和申时行的主张一样,同样是传统,申时行虽然觉得不妥,却也找不出合适的理由来反对。
不过,申时行暗地里琢磨了一下,觉得问题也不至于太严重,因为哪怕周咏想要插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倒不是在职权上不容易插手,而是地理位置决定:蓟辽总督的驻地在密云,可谓就在京师边上,离此战的发起点开原真叫一个千里之外。而辽东巡抚的驻地在辽阳,与开原相距仅三百里,在通传消息上,快马只需不到两日。
此事谈妥,召对基本便算是完成了,不过既然今日大家来得这么齐,朱翊钧也就把前次谤君案时对申时行的承诺顺便履行一下。
当时他是批复说会对所谓谤君一事找高务实当面了解情况的,现在当着全体阁老的面来问,当然更加方便,也更显得公正。
不过这事其实没什么值得一叙之处,“谤君”本就是构陷,申时行的票拟也只是为了保护那些言语过激的言官,而此时谤君案都已经盖棺定论了,再谈也谈不出个名堂。
因此高务实随口解释了几句,申时行代表内阁对他的辩解表示理解,这事就算揭过了。
高务实曾经希望王锡爵跳坑的局面没有出现,王锡爵根本不跳坑,但其他目的基本达成;申时行保护本派言官的计划也没能圆满成功,但好在保护了绝大多数,只是被抓了几个典型。
整体来说,双方这一次都不是很如意,但也都还在各自的接受范围内。现在皇帝挑这样一个时候把事情提出来,大概也有劝和的意思。既然如此,那就先这样吧。
回去的路上,因为皇宫反正只能步行,张学颜和吴兑干脆找到高务实“闲聊几句”。张学颜因为是做过户部尚书的人,本身在内阁之中就是管着户部这一块,而吴兑分管兵部,也是与此战有关的,他们找高务实也显得正常。
张学颜主要是担心户部的情况,辽东的军资储备工作本来就进行得不久,而眼下朝廷缺钱缺得厉害,后续三年能不能按计划储备都不好说。现在闹出这么一档子事来,户部的压力明显还要更重,张学颜担心高务实能不能应付。
至于吴兑,他倒是挺相信高务实的理财能力,他找高务实主要是想得到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可用额度”——毕竟也不能让辽东方面敞开了花嘛。
其实这都是小事,高务实给了张学颜一个肯定的答复,表示只要江南商税的事能够拿下来,这些花销都不是问题。
张学颜则有些担忧,问如果拿不下来怎么办?高务实表示即便真出了意外,实在拿不下来,他那里也有应急手段,让张阁老不必担忧。
虽然高务实没说这应急手段到底是什么,但从以往的经历来看,高务实说话还是比较有信誉的,张学颜于是便不再多问。
吴兑的问题也好回答,高务实告诉他,眼下辽东的储备,除了甲胄和冷兵器需要问一问王家的兵工厂之外,其他都可以全面供应。不仅火器可以敞开了用,甚至包括冬衣和粮食都可以按照完全满足作战来补充。
吴兑有些吃惊,火器方面也就算了,毕竟京华的开平工业区离辽东不远,而且还可以海路转内河运输,到时候实在不行高务实也可以让京华提前供应,算是朝廷赊账。但冬衣和粮食可以敞开供应,他就有些意外了。
对此,高务实解释说今年的玉米产量据说涨势喜人,明年乃至将来都肯定会继续扩大种植面积,产量还会强势爬坡,到时候辽东军的吃饭问题肯定能解决。甚至不仅吃饭问题,包括战马的喂养也会得到保障——玉米在后世的中国可是有一大半作为饲料原料使用的,而且是相当优秀的饲料原料。
当然,其实高务实在辽东种植的玉米也不是完全顺顺利利,尤其是育种问题。这东西原产地是美洲,忽然移植到中国来肯定有些水土不服,而且辽东的气候环境对于他靠偷“引进”的玉米种子来说,适应性也不够好,因此有不少地都废了大半。
但这其中剩下的部分就可以作为本地培育的良种看待,虽然从产量、口感等各个方面而言,都还远远不及后世的水平,但如果不太考虑口感,只解决果腹问题的话,即便是眼下的玉米也相当不错了。
至于产量,单位产量虽然只有后世的一半左右,但那也不是问题,如今辽东的人口才多少?只要扩大种植面积,这些都不是事。而种植面积……说来惭愧,辽东现在的荒地还真不少,你想扩大就扩大,只要劳动力到位,暂时根本不愁没地。
就算是辽南的那些本不太适合种粮食的弱碱地,种种不需要精细照料的玉米也完全不是事——了不起单位产量再低一点呗,无所谓啊,我辽东地广人稀,又不是江南!
至于冬衣,这也是高务实的功劳。柞丝虽然也是丝绸,但它的价格并不如蚕丝那么高不可攀,而且辽东还特别适合柞丝产业,在高务实的力推之下发展迅速。
当然,冬衣肯定不能只穿几层丝,更重要的是棉花。辽东方面的日照情况其实还不错,尤其是辽南,棉花产业的发展也称得上喜人——这个“喜人”也是按照辽东人口来说的。至少在三年以后,辽东的棉花生产也肯定能供应辽东军的冬衣需求。
织造技术方面,有京华生产的山寨加强版珍妮纺纱机,产能自然大大提高。至于如何适配棉花纺织,高务实全程没管过——京华养各种大匠多年,总得有些收获。
在回去的路上,高务实又仔细思考了一下努尔哈赤这次北上的用意。他发现努尔哈赤这次的举动,可能不止是与图们平分南北二关这么简单,很可能是因为抚顺关的发展已经到了极限,所以他现在需要扩张。
眼下开原有三处马市:新安关、广顺关和镇北关,而抚顺则只有一处。
从互市的频率来说,万历初年,抚顺三日一市,而开原则是无日不市。
互市的人数,抚顺互市的人数每批多者不过百余,而开原互市则是动辄数百,甚至千余人。马市的单笔抽税,开原每批买卖夷人抽税多在四十两以上,多者可达百两,而抚顺的每批买卖夷人征税大约是十两。
马市的整体抽税,高务实记得一些。万历六年四月至七月的三个月:抚顺马市共抽收税银二百六十八两;从万历十一年秋季分七月起,至九月终止,开原马市旧管的抽分银就高达二千七百六十二两。
而马市的抚赏用银,万历六年夏季,抚顺马市抚赏用银月一百五十余两,而约万历十一年,开原马市秋季抚赏用银达到一千四百八十一两多。
至于两市交易物品的差别也有不少:在抚顺马市上,出售的都是建州女真所出产的货物,例如粮食、麻布、马匹、人参、狍皮、木耳,买入的物品则是猪牛。而开原马市交易的物品涉及到建州、海西、野人女真和蒙古部落,建州女真的人参、蜂蜜;海西女真的松子、木耳、蘑菇、榛子;野人女真的貂皮、狐皮、狍皮等皮毛;蒙古的马匹、羊皮、羊皮袄子、毡等。
所以,如果努尔哈赤想摆脱上次高务实用人参贸易扼杀他的危险,目前能够考虑的一条就是北上开原。如此则扩大了经营范围,使自己不会限制在人参这一单一货物上。
“哼,还挺有理想。”高务实轻哼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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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还是高务实自己不希望自己表现得像是一个“人治社会”中的循吏,而总按照“法治社会”来要求自己的思维在起作用。而朱翊钧也好,申时行、王锡爵也罢,他们是习惯于人治社会的一切规则的,所以反而认为这很正常。
常言道“法不不外乎人情”,意思就是法律一般不会超出人类社会的情感之外,即基本符合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人的感情思想。因此,一切法律无论严格还是宽和,都应该是富含人性化的。
当然,这里的“人情”并非作为社会上流传的人情世故来理解,而是指人类的情感。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而道德本是由人情而生化,故法律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护人情的存在。既然如此,一个获救之人更愿意听从搭救者的要求,显然是一件完全合情合理的事。
或许,只有高务实才会下意识淡化这种人情因素,试图在任何事情上都只是“讲道理”。
果然,朱翊钧笑了笑,很自然地道:“那就最好不过了,朕觉得你不如干脆说得细致一些,让他知道这一仗该如何打。”
好吧,这又是典型的高务实依赖症。在朱翊钧眼里,似乎只要高务实运筹帷幄之中了,曹簠哪怕是在千里之外,也能照猫画虎打赢这一仗。
更诡异的是,似乎不仅朱翊钧这么想,申时行和王锡爵也有这样的担忧。
所以申时行此时不得不站了出来,主动开口道:“皇上,曹簠虽是辽阳副总兵,但辽抚就在辽阳,此事总不好越过抚臣而单由镇臣主掌。臣以为还是该由辽抚总掌军务,曹簠只管前线作战即可。”
这是大明朝的惯例,朱翊钧虽然知道李松和高务实不是一路人,但也没法直言拒绝,只是沉吟着朝高务实看了一眼。
高务实本来微微低着头,在感受到皇帝的目光朝自己投来之后,他抬头道:“臣以为元辅所言极是,辽东军务自然还是由督抚主导才是正理。”
朱翊钧悄然松了口气,要是高务实刚才出言拒绝,坚持让曹簠单独指挥这次作战,那自己就比较尴尬了。好在高务实始终是高务实,从不让皇帝为难,这才避免了皇帝的难堪。
但朱翊钧没有注意到,高务实这里玩了一个小小的话术:申时行本来只提到此战应该由辽东巡抚李松负责,却没有提蓟辽总督周咏,而高务实的回答却是“由督抚主导”。
督抚督抚,即便二者在理论上都是中枢特派官员,本身属于差遣官,并无品级差别,但从习惯上来说,总还是督在前、抚在后,总督在中枢的本职通常都比巡抚高一点。比如说当巡抚是挂佥都御史衔时,总督基本是挂兵部侍郎衔;巡抚若挂兵部侍郎衔时,则总督多半挂兵部尚书衔。
而如今,李松因为是初任巡抚,本职加衔并不高,只是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而此时的蓟辽总督周咏则是挂兵部侍郎衔。
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兵部侍郎正三品,故一旦按照高务实的说法,此战“由督抚主导”,则当然还是得以蓟辽总督周咏为主。
更何况,这次乃是战事,总督除非不管或者分身乏术,否则管理上的“优先级”是要高于巡抚的,所以这次与当初高务实任辽抚时不同。
高务实任辽抚时,周咏作为高务实河南乡党出身的实学派官员,肯定不会与高务实意见相左,因此周制台根本没有插手高务实对辽东的任何安排,全由高务实一个人说了算。
虽然此时高务实并不清楚申时行忽然提出这么一句来究竟只是维护文臣压制武臣的传统,亦或者是要想办法掌握此战主导权以便将来分功,还是干脆打算让李松拖曹簠的后腿。
但不管怎么说,高务实不可能无动于衷,肯定要预备一下反制之策,以免将来陷入被动,而此时能够满足这一需求的,周咏这位蓟辽总督显然是最好的人选。
朱翊钧没有注意到,申时行和王锡爵显然注意到了,但高务实的话就和申时行的主张一样,同样是传统,申时行虽然觉得不妥,却也找不出合适的理由来反对。
不过,申时行暗地里琢磨了一下,觉得问题也不至于太严重,因为哪怕周咏想要插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倒不是在职权上不容易插手,而是地理位置决定:蓟辽总督的驻地在密云,可谓就在京师边上,离此战的发起点开原真叫一个千里之外。而辽东巡抚的驻地在辽阳,与开原相距仅三百里,在通传消息上,快马只需不到两日。
此事谈妥,召对基本便算是完成了,不过既然今日大家来得这么齐,朱翊钧也就把前次谤君案时对申时行的承诺顺便履行一下。
当时他是批复说会对所谓谤君一事找高务实当面了解情况的,现在当着全体阁老的面来问,当然更加方便,也更显得公正。
不过这事其实没什么值得一叙之处,“谤君”本就是构陷,申时行的票拟也只是为了保护那些言语过激的言官,而此时谤君案都已经盖棺定论了,再谈也谈不出个名堂。
因此高务实随口解释了几句,申时行代表内阁对他的辩解表示理解,这事就算揭过了。
高务实曾经希望王锡爵跳坑的局面没有出现,王锡爵根本不跳坑,但其他目的基本达成;申时行保护本派言官的计划也没能圆满成功,但好在保护了绝大多数,只是被抓了几个典型。
整体来说,双方这一次都不是很如意,但也都还在各自的接受范围内。现在皇帝挑这样一个时候把事情提出来,大概也有劝和的意思。既然如此,那就先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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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颜主要是担心户部的情况,辽东的军资储备工作本来就进行得不久,而眼下朝廷缺钱缺得厉害,后续三年能不能按计划储备都不好说。现在闹出这么一档子事来,户部的压力明显还要更重,张学颜担心高务实能不能应付。
至于吴兑,他倒是挺相信高务实的理财能力,他找高务实主要是想得到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可用额度”——毕竟也不能让辽东方面敞开了花嘛。
其实这都是小事,高务实给了张学颜一个肯定的答复,表示只要江南商税的事能够拿下来,这些花销都不是问题。
张学颜则有些担忧,问如果拿不下来怎么办?高务实表示即便真出了意外,实在拿不下来,他那里也有应急手段,让张阁老不必担忧。
虽然高务实没说这应急手段到底是什么,但从以往的经历来看,高务实说话还是比较有信誉的,张学颜于是便不再多问。
吴兑的问题也好回答,高务实告诉他,眼下辽东的储备,除了甲胄和冷兵器需要问一问王家的兵工厂之外,其他都可以全面供应。不仅火器可以敞开了用,甚至包括冬衣和粮食都可以按照完全满足作战来补充。
吴兑有些吃惊,火器方面也就算了,毕竟京华的开平工业区离辽东不远,而且还可以海路转内河运输,到时候实在不行高务实也可以让京华提前供应,算是朝廷赊账。但冬衣和粮食可以敞开供应,他就有些意外了。
对此,高务实解释说今年的玉米产量据说涨势喜人,明年乃至将来都肯定会继续扩大种植面积,产量还会强势爬坡,到时候辽东军的吃饭问题肯定能解决。甚至不仅吃饭问题,包括战马的喂养也会得到保障——玉米在后世的中国可是有一大半作为饲料原料使用的,而且是相当优秀的饲料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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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产量,单位产量虽然只有后世的一半左右,但那也不是问题,如今辽东的人口才多少?只要扩大种植面积,这些都不是事。而种植面积……说来惭愧,辽东现在的荒地还真不少,你想扩大就扩大,只要劳动力到位,暂时根本不愁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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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冬衣,这也是高务实的功劳。柞丝虽然也是丝绸,但它的价格并不如蚕丝那么高不可攀,而且辽东还特别适合柞丝产业,在高务实的力推之下发展迅速。
当然,冬衣肯定不能只穿几层丝,更重要的是棉花。辽东方面的日照情况其实还不错,尤其是辽南,棉花产业的发展也称得上喜人——这个“喜人”也是按照辽东人口来说的。至少在三年以后,辽东的棉花生产也肯定能供应辽东军的冬衣需求。
织造技术方面,有京华生产的山寨加强版珍妮纺纱机,产能自然大大提高。至于如何适配棉花纺织,高务实全程没管过——京华养各种大匠多年,总得有些收获。
在回去的路上,高务实又仔细思考了一下努尔哈赤这次北上的用意。他发现努尔哈赤这次的举动,可能不止是与图们平分南北二关这么简单,很可能是因为抚顺关的发展已经到了极限,所以他现在需要扩张。
眼下开原有三处马市:新安关、广顺关和镇北关,而抚顺则只有一处。
从互市的频率来说,万历初年,抚顺三日一市,而开原则是无日不市。
互市的人数,抚顺互市的人数每批多者不过百余,而开原互市则是动辄数百,甚至千余人。马市的单笔抽税,开原每批买卖夷人抽税多在四十两以上,多者可达百两,而抚顺的每批买卖夷人征税大约是十两。
马市的整体抽税,高务实记得一些。万历六年四月至七月的三个月:抚顺马市共抽收税银二百六十八两;从万历十一年秋季分七月起,至九月终止,开原马市旧管的抽分银就高达二千七百六十二两。
而马市的抚赏用银,万历六年夏季,抚顺马市抚赏用银月一百五十余两,而约万历十一年,开原马市秋季抚赏用银达到一千四百八十一两多。
至于两市交易物品的差别也有不少:在抚顺马市上,出售的都是建州女真所出产的货物,例如粮食、麻布、马匹、人参、狍皮、木耳,买入的物品则是猪牛。而开原马市交易的物品涉及到建州、海西、野人女真和蒙古部落,建州女真的人参、蜂蜜;海西女真的松子、木耳、蘑菇、榛子;野人女真的貂皮、狐皮、狍皮等皮毛;蒙古的马匹、羊皮、羊皮袄子、毡等。
所以,如果努尔哈赤想摆脱上次高务实用人参贸易扼杀他的危险,目前能够考虑的一条就是北上开原。如此则扩大了经营范围,使自己不会限制在人参这一单一货物上。
“哼,还挺有理想。”高务实轻哼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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