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4章 背水一战
对于袁宗道的这番话,其实申时行并不完全同意。
若果然按照袁宗道的意思来,那就是等着高务实推行新政,在高务实新政推行过程之中,只要还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问题,自己都只能袖手旁观。
且不说心学派背后的金主们面对此情此景会有多么暴跳如雷,就说他申元辅自己也没法忍受。毕竟,心学派与实学派之间不仅是有利益上的分歧,还有道统上的竞争。
任高务实去搞?怎么可能!
申时行自己心里明白,高务实搞的很多事虽然初看都觉得“过激”,但是人家就是有本事每次都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很多原先认为会出乱子的地方,到了他手里就莫名其妙的老实下来了,纵然有个别不肯老实的,高务实也总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压制,将危机消弭于无形。
虽然申时行不肯承认这是实学派的施政走对了路,但他不得不承认高务实办事的能力的确卓尔不群,绝非凡类。这样一个人,连已经成了大麻烦的烂摊子都能轻易收拾,申时行又怎敢让他“自由发挥”?
万一他那新政又和以前的许多事一样办成了呢?这个后果心学派能够承受得起吗?
虽然申时行现在连“新郑新政”是什么都还不知道,但他知道高务实肯定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而自己却不敢这样孤注一掷地赌上整个心学派的将来。
事实上,越是身居高位之人,越不敢轻易孤注一掷,因为他要承担的责任绝非仅仅只是自己一个人的成败荣辱,他现在肩负着的是整个心学派的前途。
在他看来,高务实的根基在北方,北方在商业上原本是无法与南方竞争的,眼下之所以显得势均力敌,那还是由于京华的缘故。这种情况换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北方商业以京华为首。
申时行是典型的老派官僚,在财政问题上的思维只是老一套,他是不会“做加法”的,所以在他看来,大明的商业利益就是那么多,北方拿得多了,自然南方就拿得少。什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亦或者开辟新商路、打造新商圈这种想法,申时行显然不可能理解。
于是在他看来,高务实不管要搞什么样的新政,也不管他的口号如何喊,归根结底都是剥削南方商人,养肥北方商人。
一句话:断不可信,断不可行!
不过,袁宗道这番话还是在另一个方面提醒了申时行,那就是高务实不仅必推新政,而且一定会尽快推出。
袁宗道刚才的话本来没有提及这一点,这是申时行听他提到“新郑伯侄”的时候忽然想到的。
高务实现在已经是部堂之尊,按照历代的一贯传统,已经完全可以用“高新郑”来指代,然而此时天下人提起“高新郑”三字,肯定还是会先想起高拱,然后才会发现原来高务实也已经是“高新郑”了——当然为了区分,大概会称他为“小高新郑”。
伯侄二人都是“高新郑”,而高拱现在已经盖棺定论,极谥文正了,那么此时此刻天下人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高务实?自然是看他能不能继承高拱的遗志,为新郑高氏再续辉煌。
如果把“天下人”的范围缩小,只论实学派官员呢,他们会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高务实,亦或者说对他有着什么样的期许?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多年前实学派内部就已经把高务实看做是高拱当仁不让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了——大明朝文官的官职固然不能继承,但由于高务实的“学历”足够硬扎,未及弱冠便已身为“储相”(翰林),实学派内部自然是等着看他完全“接棒”高拱的那一天。
但高拱的“棒”不止是首辅之位,更重要的还是他的改革精神,正是因为这样的精神和理想,高党才得以出现,实学派也才得以成为一股真实存在的政治力量。
作为“衣钵传人”,高务实本人对此一定是心知肚明的,所以申时行判断,在高务实成为主掌一方面政务的“部堂大人”之后,一定会——也一定要尽快展现他继承高拱遗志、强力甚至铁腕推行改革的一面。
这一次,他恐怕还会收起过去那种温文尔雅的风格,一改当年在各种事情上都能“四两拨千斤”的处事习惯,变得更加激进、更像高拱!
这就好比大行皇帝的遗诏中,总会说即将继位的太子“深肖朕躬”一般。
不仅仅是认可,还是授之以“正统性”。
高拱当然不是皇帝,而且还走得很突然,显然不会有什么遗嘱,那么作为继承整个实学派势力所需要的“正统性”,高务实除了他的血统之外,剩下的都要靠自己去获取。
这种获取最简单有效的手段,也无非就是另一种“深肖朕躬”——行事做派与高拱如出一辙。
只有这样,实学派内部才会把他当做“高拱第二”,原先与他有些生疏的实学派官员也才会不自觉地变得亲密起来,同时也对他更加尊重——这就是所谓的“余威”了。
以高拱昔年的威势,他的这种余威一旦加诸于高务实之身,甚至有可能对一些中立派官员都有影响。
高务实当初的脾气有些太好,除了永宁公主被骗婚的那次事件之外,过去除非事情直接惹到他头上,他没有任何一次主动找谁的麻烦,即便偶然涉及到他,他也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显得异常宽厚。
高拱则不然,他的风格是:你直接得罪我固然要完蛋,但你哪怕只是拦了我的路……不好意思,也得完蛋。
“高胡子”这个绰号,可不只是因为高拱留着大胡子,更是因为“胡子”是土匪的别称,“高胡子”的意思就是说他虽然身为宰辅,行事却有几分霸道的匪气。
他起复之后以阁臣兼任天官,仅仅是上任的头一年,平均每个月就要办理近三起贪腐大案,一年之内前后法办官员一百六十九人(史实)。
参考大明朝廷的官员人数就知道(明代属于“小政府”架构),这意味着在他当政的约十年间(本书中),大明官场上上下下,从中枢到地方,几乎全被他整治过。
当然,身为有明一朝顶级政治家,铁心肃贪的高拱虽然脾气强硬,但其手段也不止是简单粗暴。就在这一顿“野蛮严打”的期间,高拱也施展了三个“温柔”招数,各个不动声色,却叫举国贪官禁不住叫苦连天。
这三条办法分别是:全国官员建档案,举荐官员要担责,以及绝不放过追赃。建立官员档案一事此前有述,这里就不展开了,且举例说说后两条,看看高拱的“余威”从何而来。
在腐败加剧的嘉靖中后期,官场上能跟卖官鬻爵比烂的风气,就是滥举之风。上级举荐下级,官员互相推举,基本成了常态。
当然,这不是白推举,每推荐一个官员,背后都是数不清的交易。哪个官职用谁,讲的都是利益,哪管什么为国为民?特别是曾经号称“反贪神器”的御史岗位,这些号称弹劾不法的御史们,考核推举官员,经常也像过家家——大批庸官懒官,就这么陆续登上了要害位置。
为什么会有这股歪风?以高拱《掌铨题稿》里的哀叹来说,关键还是犯罪成本太低。牛牛中文网
比如三年一次的考核,基本都是糊涂账,就算推举的官员出了错,查来查去就成了扯皮,最后也就成了都不担责。
落马者虽然倒霉受罚,但推荐者好处已经收过,反正又不追责,于是再接再厉继续推荐坑货。
痛心疾首的高拱,终于在隆庆四年的奏折里咬牙切齿说出了对策:如所举之人,所试不职,举主连坐!(史实)
这也就是说,以后只要官员犯错,推荐他的人不管本人身居何位,一律都要担责。至于担责多少,就看犯错官员错误大小以及影响波及的程度。你说没法查?我有一百八十卷“册薄”在手,官员的升迁履历,一查一个准!你推荐错了,该办立刻办,该抓立刻抓。
这狠话说过没多久,高拱就以实际行动证明,这事上不封顶:南京右佥都御史吴时来成了倒霉蛋。此人是年举荐五十多人,却冒出好几位坑货。结果高拱立刻重拳出击,把吴时来降职调离。
有了这样的重要人物现身说法,滥举歪风顿时刹住。原历史上,后来万历年间的名臣,好些都是在隆庆四年至六年崭露头角,那不是没有原因的,原因就来自于这种零容忍的制度。
不过,比起“滥举”来,当时犯罪成本更低的还是腐败。
虽说明初时,太祖曾以严刑峻法惩治腐败,但到了嘉靖年间时,这事早已成了过去时。相反“贪酷者,例止为民”居然成了律条。
也就是说,一般官员犯下贪污腐败的错误,只要关系够硬,最惨最糟也不过是削职为民,就连家产也不会动。
就是这么神奇!可这样一来,哪怕官员落马回家,至少也能优哉游哉做个富家翁。如此“宽厚”的政策,官员们那还不敞开了捞?
而这一条,也是高拱一直深恶痛绝的,就任内阁首辅以前,就在各种场合开骂。待到就任内阁首辅,却是不骂了,只是不动声色地改了一个规矩:贪黩者仍提问追赃。
这个条令一出,立刻满朝哗然。哪怕是高拱这样的猛人,一度也被言官们骂出了花。可顶着重重压力的高拱,就从眼前一个个案子做起,每一桩都是这个硬规矩。
账目对不上?钱不知用到哪里去?送到上面去了?送到哪里追到哪,追不出就从你家里刨。不管你是州县小官,还是封疆大吏,甚至世袭公侯,只要犯了法,都是这么办!
仅看高拱上任后的头一年,就有四川巡按御史王廷瞻,保定巡抚朱大器等高官先后撞上了高拱的“枪口”,每一个都是连罢官带赔钱,一样都不少。
花天酒地、生意蚀本,最后赔不出来了?没关系,高拱说了,一年年赔下去就是,老子赔不完儿子赔,儿子赔不完孙子赔,反正直到连本带利赔完为止。
你想贪污落马后还做富家翁?做你娘的春秋大梦!
正是由于高拱如此生猛,如此“霸道”,如此“不循旧制”,偏偏他自己作风过硬,当官几十年家里没增一亩地,满朝官员望着他也只能干着急。
威望,就是这样产生的。
如果说很多人怕高务实是因为他的背景太大、圣眷太隆,那么更多的人怕高拱则是因为高拱的手段太硬、做事太绝。
而如今申时行被袁宗道一番话提醒,发现高务实现在极有可能要改变风格,成为第二个高拱,他一惊之后又是一喜。
惊的是高务实既然要学高拱,而其又身为户部尚书,接下去对南方商人的压制肯定是极为强力的;喜的是高拱昔日毕竟只对付官员,打击面相对来说还有个限度,而高务实这一下如果把整个南方商人都打压了,那么反对他的力量也就更大了。
作为金主而言,我之前投资的官员被搞下去,当然是一笔损失,但这还可以承受,因为接下去我另选目标再投资就是,损失的钱财反正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转移嫁接一下就行了。
可如果高务实的打击面直接涉及到了金主本身,甚至是反过来薅起了他们的羊毛,这还怎么忍?哪怕花重金造声势,也一定要把这事给压下去,一定要恢复旧制不可!
申时行忽然心中窃喜,说不定在高务实新政的强压之下,整个南榜官员都会变成心学派,与打算薅他们羊毛的高党、实学派相抗争。
一旦事情闹大,搞得天下纷乱不堪,最终必然影响到皇上心目中的“伟业”。如此一来,高务实的圣眷还能维持下去么?
申时行甚至想到,原本高拱在位时便“得罪”了那么多人,那些人就算自己被整倒了,但他的老师、同年、门生、姻亲等又不一定全都会倒,这些人难道就没有积累对高拱的怨念?这些怨念难道不会转移到高务实这个“衣钵传人”头上去?
以前高务实圣眷太隆,这些人未必敢于表露什么,但正所谓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一旦他的圣眷被动摇了,还怕这些人不一拥而上,欲报昔日之旧仇吗?
申时行料定,高务实一定会在近期亮出他新官上任的三把火,这火还一定很旺。而以皇上对他的圣眷来看,自己多半无法在争论中取得皇上的支持,最终这火还是会烧下来。
不过没关系,现在申元辅想明白了。那火烧下来就烧下来,自己不必太过纠结,只要始终表示反对就行。
只要他作为首辅在朝中一直明确表示反对,那么被高务实这把火烧疼的官员和其背后的大商人们,就会不断地汇聚到他的大纛之下,成为他申元辅的坚强后盾,与实学派、与高务实不死不休!
眼下的局面便是袁宗道劝申时行等着高务实自己失误,露出破绽,而申时行不太同意,他认为等高务实出招可以,但自己不能无所作为,而是应该亮出旗帜,使自己成为整个南方商人乃至于南榜官员心目中唯一的救世主!
申时行微微眯起双眼,小声地喃喃自语:“信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陈。赵军望见而大笑。”
袁宗道听得不甚真切,问道:“元辅言何?”
申时行看了他一眼,忽然展颜一笑,道:“本阁部说,伯修实乃宰相才也,好做,好做。”
袁宗道心中一热,难得地谦虚起来,拱手一礼:“元辅错爱,学生愧不敢当。”
申时行微微一笑,并不言语,心中却暗忖:错爱?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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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申时行不肯承认这是实学派的施政走对了路,但他不得不承认高务实办事的能力的确卓尔不群,绝非凡类。这样一个人,连已经成了大麻烦的烂摊子都能轻易收拾,申时行又怎敢让他“自由发挥”?
万一他那新政又和以前的许多事一样办成了呢?这个后果心学派能够承受得起吗?
虽然申时行现在连“新郑新政”是什么都还不知道,但他知道高务实肯定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而自己却不敢这样孤注一掷地赌上整个心学派的将来。
事实上,越是身居高位之人,越不敢轻易孤注一掷,因为他要承担的责任绝非仅仅只是自己一个人的成败荣辱,他现在肩负着的是整个心学派的前途。
在他看来,高务实的根基在北方,北方在商业上原本是无法与南方竞争的,眼下之所以显得势均力敌,那还是由于京华的缘故。这种情况换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北方商业以京华为首。
申时行是典型的老派官僚,在财政问题上的思维只是老一套,他是不会“做加法”的,所以在他看来,大明的商业利益就是那么多,北方拿得多了,自然南方就拿得少。什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亦或者开辟新商路、打造新商圈这种想法,申时行显然不可能理解。
于是在他看来,高务实不管要搞什么样的新政,也不管他的口号如何喊,归根结底都是剥削南方商人,养肥北方商人。
一句话:断不可信,断不可行!
不过,袁宗道这番话还是在另一个方面提醒了申时行,那就是高务实不仅必推新政,而且一定会尽快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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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现在已经是部堂之尊,按照历代的一贯传统,已经完全可以用“高新郑”来指代,然而此时天下人提起“高新郑”三字,肯定还是会先想起高拱,然后才会发现原来高务实也已经是“高新郑”了——当然为了区分,大概会称他为“小高新郑”。
伯侄二人都是“高新郑”,而高拱现在已经盖棺定论,极谥文正了,那么此时此刻天下人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高务实?自然是看他能不能继承高拱的遗志,为新郑高氏再续辉煌。
如果把“天下人”的范围缩小,只论实学派官员呢,他们会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高务实,亦或者说对他有着什么样的期许?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多年前实学派内部就已经把高务实看做是高拱当仁不让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了——大明朝文官的官职固然不能继承,但由于高务实的“学历”足够硬扎,未及弱冠便已身为“储相”(翰林),实学派内部自然是等着看他完全“接棒”高拱的那一天。
但高拱的“棒”不止是首辅之位,更重要的还是他的改革精神,正是因为这样的精神和理想,高党才得以出现,实学派也才得以成为一股真实存在的政治力量。
作为“衣钵传人”,高务实本人对此一定是心知肚明的,所以申时行判断,在高务实成为主掌一方面政务的“部堂大人”之后,一定会——也一定要尽快展现他继承高拱遗志、强力甚至铁腕推行改革的一面。
这一次,他恐怕还会收起过去那种温文尔雅的风格,一改当年在各种事情上都能“四两拨千斤”的处事习惯,变得更加激进、更像高拱!
这就好比大行皇帝的遗诏中,总会说即将继位的太子“深肖朕躬”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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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当然不是皇帝,而且还走得很突然,显然不会有什么遗嘱,那么作为继承整个实学派势力所需要的“正统性”,高务实除了他的血统之外,剩下的都要靠自己去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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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当初的脾气有些太好,除了永宁公主被骗婚的那次事件之外,过去除非事情直接惹到他头上,他没有任何一次主动找谁的麻烦,即便偶然涉及到他,他也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显得异常宽厚。
高拱则不然,他的风格是:你直接得罪我固然要完蛋,但你哪怕只是拦了我的路……不好意思,也得完蛋。
“高胡子”这个绰号,可不只是因为高拱留着大胡子,更是因为“胡子”是土匪的别称,“高胡子”的意思就是说他虽然身为宰辅,行事却有几分霸道的匪气。
他起复之后以阁臣兼任天官,仅仅是上任的头一年,平均每个月就要办理近三起贪腐大案,一年之内前后法办官员一百六十九人(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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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身为有明一朝顶级政治家,铁心肃贪的高拱虽然脾气强硬,但其手段也不止是简单粗暴。就在这一顿“野蛮严打”的期间,高拱也施展了三个“温柔”招数,各个不动声色,却叫举国贪官禁不住叫苦连天。
这三条办法分别是:全国官员建档案,举荐官员要担责,以及绝不放过追赃。建立官员档案一事此前有述,这里就不展开了,且举例说说后两条,看看高拱的“余威”从何而来。
在腐败加剧的嘉靖中后期,官场上能跟卖官鬻爵比烂的风气,就是滥举之风。上级举荐下级,官员互相推举,基本成了常态。
当然,这不是白推举,每推荐一个官员,背后都是数不清的交易。哪个官职用谁,讲的都是利益,哪管什么为国为民?特别是曾经号称“反贪神器”的御史岗位,这些号称弹劾不法的御史们,考核推举官员,经常也像过家家——大批庸官懒官,就这么陆续登上了要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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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马者虽然倒霉受罚,但推荐者好处已经收过,反正又不追责,于是再接再厉继续推荐坑货。
痛心疾首的高拱,终于在隆庆四年的奏折里咬牙切齿说出了对策:如所举之人,所试不职,举主连坐!(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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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样的重要人物现身说法,滥举歪风顿时刹住。原历史上,后来万历年间的名臣,好些都是在隆庆四年至六年崭露头角,那不是没有原因的,原因就来自于这种零容忍的制度。
不过,比起“滥举”来,当时犯罪成本更低的还是腐败。
虽说明初时,太祖曾以严刑峻法惩治腐败,但到了嘉靖年间时,这事早已成了过去时。相反“贪酷者,例止为民”居然成了律条。
也就是说,一般官员犯下贪污腐败的错误,只要关系够硬,最惨最糟也不过是削职为民,就连家产也不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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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条,也是高拱一直深恶痛绝的,就任内阁首辅以前,就在各种场合开骂。待到就任内阁首辅,却是不骂了,只是不动声色地改了一个规矩:贪黩者仍提问追赃。
这个条令一出,立刻满朝哗然。哪怕是高拱这样的猛人,一度也被言官们骂出了花。可顶着重重压力的高拱,就从眼前一个个案子做起,每一桩都是这个硬规矩。
账目对不上?钱不知用到哪里去?送到上面去了?送到哪里追到哪,追不出就从你家里刨。不管你是州县小官,还是封疆大吏,甚至世袭公侯,只要犯了法,都是这么办!
仅看高拱上任后的头一年,就有四川巡按御史王廷瞻,保定巡抚朱大器等高官先后撞上了高拱的“枪口”,每一个都是连罢官带赔钱,一样都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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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很多人怕高务实是因为他的背景太大、圣眷太隆,那么更多的人怕高拱则是因为高拱的手段太硬、做事太绝。
而如今申时行被袁宗道一番话提醒,发现高务实现在极有可能要改变风格,成为第二个高拱,他一惊之后又是一喜。
惊的是高务实既然要学高拱,而其又身为户部尚书,接下去对南方商人的压制肯定是极为强力的;喜的是高拱昔日毕竟只对付官员,打击面相对来说还有个限度,而高务实这一下如果把整个南方商人都打压了,那么反对他的力量也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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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高务实圣眷太隆,这些人未必敢于表露什么,但正所谓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一旦他的圣眷被动摇了,还怕这些人不一拥而上,欲报昔日之旧仇吗?
申时行料定,高务实一定会在近期亮出他新官上任的三把火,这火还一定很旺。而以皇上对他的圣眷来看,自己多半无法在争论中取得皇上的支持,最终这火还是会烧下来。
不过没关系,现在申元辅想明白了。那火烧下来就烧下来,自己不必太过纠结,只要始终表示反对就行。
只要他作为首辅在朝中一直明确表示反对,那么被高务实这把火烧疼的官员和其背后的大商人们,就会不断地汇聚到他的大纛之下,成为他申元辅的坚强后盾,与实学派、与高务实不死不休!
眼下的局面便是袁宗道劝申时行等着高务实自己失误,露出破绽,而申时行不太同意,他认为等高务实出招可以,但自己不能无所作为,而是应该亮出旗帜,使自己成为整个南方商人乃至于南榜官员心目中唯一的救世主!
申时行微微眯起双眼,小声地喃喃自语:“信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陈。赵军望见而大笑。”
袁宗道听得不甚真切,问道:“元辅言何?”
申时行看了他一眼,忽然展颜一笑,道:“本阁部说,伯修实乃宰相才也,好做,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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