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2章 南京蛇鼠
刑部侍郎孟兆祥是一个倔脾气,勃然大怒,当堂将那些糊弄他的班头和捕快,扒了裤子打屁股。
但后来人依然是如此。
巡城的千户,也不例外。只要令他们去查张缙彦被打的案子,一个一个就都是假意应付,动静闹的不小,却实际进展却一点都没有,最后报上来的,还是过去的结果。
同时的,各个方面都有人在束缚他们,南京刑部,吏部,都察院,各种问询不断而来。
孟兆祥纵使刚硬,在这种情况下,也是无可奈何。
冯元飏六十多岁了,在官场历练多年,知道这样的事情绝非他们两人所能解决,于是便说服孟兆祥,两人联名向崇祯帝写了密奏,将南京情况告知。
崇祯帝接到密奏,几乎不敢相信,他没想到,南京官场竟敢如此,连朝廷派去的钦差都敢糊弄?于是给南京镇守太监韩赞周发去一道密旨,韩赞周接旨之后,不敢怠慢,立刻出动南京镇抚司的锦衣卫,以铁腕手腕肃清了南京应天府衙里的不肖之徒,同时也震慑了南京城里那些想要看朝廷笑话的士绅。
没有羁绊和敷衍,又有锦衣卫的撑腰,案情很快就调查清楚,不但魏国公府中的家人,就是几个上下蹿腾的逮赋者,也被查了出来。
事关魏国公,孟兆祥不敢大意,将案件调查清楚,确定无误之后,他才上报朝廷。
而紧跟着他的奏疏一起到京师的,是徐文爵的请罪,或者说是辩解疏。对于老丈人所作所为,徐文爵推得一干二净,表示从头到尾都不知情,更没有指示家人向应天府尹说清,打点应天府尹衙门中的班头捕快,以为李弘脱罪,不过徐文爵承认自己失察,在李弘积欠逮赋的事情上,没有早日劝诫,以至酿成祸事。因此,他向皇帝请罪。
两道奏疏同日到京师,文官们看罢,都是大怒,纷纷弹劾徐文爵,认为徐文爵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甚至有人认为,徐文爵目无法纪,就是幕后的黑手,不惩治徐文爵,何以显示国法皇威?这其中,内阁四辅兼工部尚书范景文最为坚持。
御座上的崇祯帝久久不说话。
首辅周延儒和次辅陈演也都是默不吱声。
争论了半个时辰,崇祯帝迟迟不表态。
激愤的朝臣和清流,忽然有点怀念太子了。
如果太子在,对这样的大事,太子肯定是要表态的,而以太子一向的风格,想来是不会容忍徐文爵的……
可惜,太子今日不在。
崇祯帝是在容忍徐文爵吗?
当然不是。
老实说,他对徐文爵的老丈人竟然敢打朝廷官员,挑战朝廷权威,而且他派到南京查案的官员,竟然指挥不动南京的人,非得他出动南京锦衣卫才能解决问题,是感到无比愤怒的---怎么的,南京已经不是我皇明的天下了吗?
因此,他非是处置徐文爵不可。
不过如何处置,他却有点犹豫。
魏国公是太祖始封,和去年被爵的定国公徐允祯同为徐达的后人,去年刚除了定国公,今年又要再除魏国公吗?传扬出去,天下人会不会以为,朕孤情寡意,故意在针对勋贵?
因此,必须慎重。
见崇祯帝不说话,好像有容忍魏国公之意,有人开始站出来为徐文爵说话,认为徐文爵一向谨慎小心,应该不会参与这样的事,应该是李弘狐假虎威,借着他的名义,胡作非为而已。
礼部尚书林欲辑又颤颤巍巍的站出,认为此事的根子还是在“追逮赋”,为了逮赋,江南已经乱成一片,乡绅士子到各地州府衙门前请愿的情况,此起彼伏,已经变成了一股风潮,朝廷必须引起重视,不然可能会掀起动荡---话里话外的意思,逮赋是应该追的,但朝廷是不是太着急,处罚是不是有点太过严厉了?
不过没有人附和他,事情进行到现在,谁都知道,追逮赋之策已经是不可能改变了,不说太子,就是御座上的崇祯帝也不会允许半途而废,原因很简单,追逮赋进行到现在,已经不只是关乎朝廷的税收,更关乎朝廷的颜面,甚至是关乎到太子未来继位的“正当性”,如果追逮赋在压力之下被迫中止,那么提出此策的皇太子又该被至于何种地位?
散朝后,崇祯帝召内阁五臣到乾清宫,继续商议魏国公的处置,
这时候,首辅周延儒说话了,他认为魏国公徐文爵给人的印象,一向是谨小慎微,包庇李弘之事,说不定还真有隐情,朝廷还是要详细查案,谨慎判断,不宜贸然决定。
至于那些在各地衙门前聚集请愿的乡绅,朝廷应该安抚为主,不宜升高对抗。
“但如果他们不愿意被安抚呢?”三辅蒋德璟忽然道。
对于蒋德璟有点质疑的口气,周延儒心中不快,但脸上却波澜不惊,古井无波的回道:“那就再安抚,以诚相对,只要各地官员用心,我就不信他们能闹起大事来。”
蒋德璟转向崇祯帝:“陛下,一城一地确实闹不起大事来,臣担心的是,各地会相互串联,彼此呼应,同时聚事,那可就不好办了。尤其是有魏国公的家奴打了朝廷命官,却没有受到严惩的情况下,那些逮赋者一定会受到鼓励,有样学样,花银子雇一些地痞流氓,对朝廷派往各地的御史进行骚扰,阻挠御史公干,是极有可能的。虽然朝廷现在预防已经有点晚了,但臣以为,亡羊补牢,犹是善政。”
“如何预防?”问话的是次辅陈演。
蒋德璟转对他:“李弘、魏国公的家奴、魏国公、还有那些参与此事的人,都必须被严惩,以儆效尤;第二,对于逮赋者聚集在衙门前请愿,影响衙门正常工作,甚至鼓动百姓者,各地官员都要拿出魄力,该驱散就驱散,该惩处就惩处,绝不可坐任事情闹大,而内阁要做官员的后盾,将此意见明发天下,如此才能刹住逮赋者在衙门前聚集,试图鼓动民心,给朝廷制造压力的歪风。”
如此一来,骂名就都是内阁的了。
而内阁首辅周延儒自然是首当其冲。
听到蒋德璟的建议,周延儒表面不动声色,心中却是恼怒,各地官员如何处置,叫官员们自己斟酌,出了事情,内阁出来收场,看情况,游刃有余的进行处置,但如果将内阁的意思明发天下,各地官员有了胆气,照此处理,那么那些逮赋者的怒气就都会冲向内阁,他这个内阁首辅不就是臭名昭著了吗?
不过当着崇祯帝的面,他不能露出愠色,只能默不吱声。
陈演皱着眉头道:“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中葆何以认为,魏国公一定参与其中了?”
蒋德璟肃然道:“就算没有参与,也有失察、纵容之罪,府中家奴敢打着他的名义,到外面行此恶事,又岂是一日能养成?怕是一贯如此吧?”
陈演微有尴尬,退了回去。
“臣附议。相关人等,必须严惩。”四辅范景文站出。
五辅黄景昉犹豫了一下,没有站出,和范景文不同,他能入阁,和周延儒有莫大的关系,虽然心里支持蒋德璟,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好意思对周延儒和陈演落井下石。
内阁的争论,崇祯帝都听到了,对蒋德璟的意思,他是赞同的,而周延儒的圆柔处置,他也不反对,而在这期间,他已经思谋好了对魏国公的处置,于是从御案上翻出孟兆祥和冯元飏的联名奏疏,提起朱笔,在最后的处置上,稍微改了一下。
对李弘的处置,孟冯二人定的是籍没家财,充军流放,但崇祯帝直接改成了斩。
魏国公的家奴,定的是杖八十,崇祯帝也改成了斩。
至于动手的那几个流氓,更是斩首了。
而上下其手,参与到了其中的几个逮赋者,都是籍没家财。
应天府衙的不肖之徒,依刑责,分别是流放和杖刑。
而最重要的,也就引人注目的,就是魏国公徐文爵本人的处置。
崇祯帝放下朱笔,转对王承恩:“拟旨,魏国公,治家不严,放纵家奴,朕甚为失望,着罚俸三年,闭门思过,现在担的职务,全部免除。”
对前面的人,都是重责,只有对魏国公徐文爵是轻放。
由此可知,崇祯帝对勋贵,还是留有情面的。
“遵旨。”
对崇祯帝的处置,内阁没有异议,内廷批了红,压上大印,内阁画了押,这道圣旨就发了出去。
……
皇太子朱慈烺回到京师时,圣旨已经发出去有二十天了,南京那边在接到圣旨之后,立刻就做了处置,抄家的抄家,流放的流放,李弘和一干人等押入死牢,等待秋后问斩。而一向是南京第一尊的魏国公府,瞬间从高峰坠入到了低谷,府门紧闭,更有锦衣卫把守,俨然已经是不能自由出入了。
同时的,各地官员也接到了内阁的公文,该驱散就驱散,该处置就处置,但是秉公执法,出了事情,自有内阁担待,于是官员都硬气了起来,不再姑息,各地衙门前为了逮赋之事聚集请愿之事大幅减少,尤其是在知道魏国公被惩处,李弘被定了一个斩首之后,敢于顶风作案的就更是少了--银子虽然重要,但脑袋更宝贵,真要惹怒了朝廷,落得李弘的下场,那就因小失大了。
不过心中的怨气却是难解,去年是暗恨太子,认为太子追逮赋是不知道民间疾苦,今年则是恨上了内阁,若不是内阁的公文,府衙怎敢用棍棒对付我们?
于是骂声四起,逮赋者以及他们的家属,都将矛头指向了周延儒,编出各种段子和诗词,辱骂周延儒,同时的,他们也没有放过始作俑者,那就是皇太子,虽然不敢明着骂,但却也是拐弯抹角的编了一些污蔑的段子,或者是借古讽今,用唐太子宋太子,讽刺现在的大明太子,甚至连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也出来了。
但恨归恨,骂归骂,但眼看朝廷的欠赋不交是不行了,去年到今年,朝廷的压力一天比一天,那些御史言官也一天比一天没有耐性,最重要的是,继续拖延下去,不但年年要收利息,而且家族中人不能参与科举--这个措施太狠了,没有科举,就不能当官,而没有当官的子弟做后盾,再大的家族也会逐渐败落,因此,只能含血咬牙,将朝廷的欠赋一分不少的全补上。
短短一个月,除了一些特别顽固的钉子户和一些确实没有钱的落败户,江南大部分的逮赋者都补上了历年的欠赋,粮米和银两,通过漕运,源源不断的运往京师……
回到京师,朱慈烺就连续听到这两个好消息,嘴角不禁露出了微笑。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尤其是在赋税极低的情况下,有钱人就更不应该积欠朝廷的税赋,奈何,投机取巧的士绅太多,渐渐成了大明的顽疾。而为了医治这个顽疾,朱慈烺在朝堂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又背负了巨大的骂名,才好不容易的将“追逮赋”推行了开来。
说起来,真是艰辛,不过终算是做到了,经此一次,江南士绅必不敢再轻易欠赋了。
而能进行到这一步,朱慈烺对蒋德璟很是感激,若没有蒋德璟在御前的一番言,内阁绝不会“自揽责任”,发出那样的公文,江南各地衙门前聚集的士绅,也不会轻易散去。
至于魏国公的处置,则是在朱慈烺的预料中,他的父皇崇祯帝骨子里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对于贪官和无能的官员,从来都不会姑息,但对于亲贵和勋贵,却又有点感情用事,崇祯十二年,朝廷财政困难,首辅薛国观提议向勋贵们募捐,这本是一个好主意,崇祯帝也知道,不少勋贵富的流油,奈何最后就是推不下去,究其原因,就是崇祯帝心软,面子薄,架不住勋贵们的哭穷,偏偏薛国观又不自律,被政敌抓住了把柄,五皇子又忽然死去,临死前的一番话,吓着了崇祯帝,募捐之策就此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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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来人依然是如此。
巡城的千户,也不例外。只要令他们去查张缙彦被打的案子,一个一个就都是假意应付,动静闹的不小,却实际进展却一点都没有,最后报上来的,还是过去的结果。
同时的,各个方面都有人在束缚他们,南京刑部,吏部,都察院,各种问询不断而来。
孟兆祥纵使刚硬,在这种情况下,也是无可奈何。
冯元飏六十多岁了,在官场历练多年,知道这样的事情绝非他们两人所能解决,于是便说服孟兆祥,两人联名向崇祯帝写了密奏,将南京情况告知。
崇祯帝接到密奏,几乎不敢相信,他没想到,南京官场竟敢如此,连朝廷派去的钦差都敢糊弄?于是给南京镇守太监韩赞周发去一道密旨,韩赞周接旨之后,不敢怠慢,立刻出动南京镇抚司的锦衣卫,以铁腕手腕肃清了南京应天府衙里的不肖之徒,同时也震慑了南京城里那些想要看朝廷笑话的士绅。
没有羁绊和敷衍,又有锦衣卫的撑腰,案情很快就调查清楚,不但魏国公府中的家人,就是几个上下蹿腾的逮赋者,也被查了出来。
事关魏国公,孟兆祥不敢大意,将案件调查清楚,确定无误之后,他才上报朝廷。
而紧跟着他的奏疏一起到京师的,是徐文爵的请罪,或者说是辩解疏。对于老丈人所作所为,徐文爵推得一干二净,表示从头到尾都不知情,更没有指示家人向应天府尹说清,打点应天府尹衙门中的班头捕快,以为李弘脱罪,不过徐文爵承认自己失察,在李弘积欠逮赋的事情上,没有早日劝诫,以至酿成祸事。因此,他向皇帝请罪。
两道奏疏同日到京师,文官们看罢,都是大怒,纷纷弹劾徐文爵,认为徐文爵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甚至有人认为,徐文爵目无法纪,就是幕后的黑手,不惩治徐文爵,何以显示国法皇威?这其中,内阁四辅兼工部尚书范景文最为坚持。
御座上的崇祯帝久久不说话。
首辅周延儒和次辅陈演也都是默不吱声。
争论了半个时辰,崇祯帝迟迟不表态。
激愤的朝臣和清流,忽然有点怀念太子了。
如果太子在,对这样的大事,太子肯定是要表态的,而以太子一向的风格,想来是不会容忍徐文爵的……
可惜,太子今日不在。
崇祯帝是在容忍徐文爵吗?
当然不是。
老实说,他对徐文爵的老丈人竟然敢打朝廷官员,挑战朝廷权威,而且他派到南京查案的官员,竟然指挥不动南京的人,非得他出动南京锦衣卫才能解决问题,是感到无比愤怒的---怎么的,南京已经不是我皇明的天下了吗?
因此,他非是处置徐文爵不可。
不过如何处置,他却有点犹豫。
魏国公是太祖始封,和去年被爵的定国公徐允祯同为徐达的后人,去年刚除了定国公,今年又要再除魏国公吗?传扬出去,天下人会不会以为,朕孤情寡意,故意在针对勋贵?
因此,必须慎重。
见崇祯帝不说话,好像有容忍魏国公之意,有人开始站出来为徐文爵说话,认为徐文爵一向谨慎小心,应该不会参与这样的事,应该是李弘狐假虎威,借着他的名义,胡作非为而已。
礼部尚书林欲辑又颤颤巍巍的站出,认为此事的根子还是在“追逮赋”,为了逮赋,江南已经乱成一片,乡绅士子到各地州府衙门前请愿的情况,此起彼伏,已经变成了一股风潮,朝廷必须引起重视,不然可能会掀起动荡---话里话外的意思,逮赋是应该追的,但朝廷是不是太着急,处罚是不是有点太过严厉了?
不过没有人附和他,事情进行到现在,谁都知道,追逮赋之策已经是不可能改变了,不说太子,就是御座上的崇祯帝也不会允许半途而废,原因很简单,追逮赋进行到现在,已经不只是关乎朝廷的税收,更关乎朝廷的颜面,甚至是关乎到太子未来继位的“正当性”,如果追逮赋在压力之下被迫中止,那么提出此策的皇太子又该被至于何种地位?
散朝后,崇祯帝召内阁五臣到乾清宫,继续商议魏国公的处置,
这时候,首辅周延儒说话了,他认为魏国公徐文爵给人的印象,一向是谨小慎微,包庇李弘之事,说不定还真有隐情,朝廷还是要详细查案,谨慎判断,不宜贸然决定。
至于那些在各地衙门前聚集请愿的乡绅,朝廷应该安抚为主,不宜升高对抗。
“但如果他们不愿意被安抚呢?”三辅蒋德璟忽然道。
对于蒋德璟有点质疑的口气,周延儒心中不快,但脸上却波澜不惊,古井无波的回道:“那就再安抚,以诚相对,只要各地官员用心,我就不信他们能闹起大事来。”
蒋德璟转向崇祯帝:“陛下,一城一地确实闹不起大事来,臣担心的是,各地会相互串联,彼此呼应,同时聚事,那可就不好办了。尤其是有魏国公的家奴打了朝廷命官,却没有受到严惩的情况下,那些逮赋者一定会受到鼓励,有样学样,花银子雇一些地痞流氓,对朝廷派往各地的御史进行骚扰,阻挠御史公干,是极有可能的。虽然朝廷现在预防已经有点晚了,但臣以为,亡羊补牢,犹是善政。”
“如何预防?”问话的是次辅陈演。
蒋德璟转对他:“李弘、魏国公的家奴、魏国公、还有那些参与此事的人,都必须被严惩,以儆效尤;第二,对于逮赋者聚集在衙门前请愿,影响衙门正常工作,甚至鼓动百姓者,各地官员都要拿出魄力,该驱散就驱散,该惩处就惩处,绝不可坐任事情闹大,而内阁要做官员的后盾,将此意见明发天下,如此才能刹住逮赋者在衙门前聚集,试图鼓动民心,给朝廷制造压力的歪风。”
如此一来,骂名就都是内阁的了。
而内阁首辅周延儒自然是首当其冲。
听到蒋德璟的建议,周延儒表面不动声色,心中却是恼怒,各地官员如何处置,叫官员们自己斟酌,出了事情,内阁出来收场,看情况,游刃有余的进行处置,但如果将内阁的意思明发天下,各地官员有了胆气,照此处理,那么那些逮赋者的怒气就都会冲向内阁,他这个内阁首辅不就是臭名昭著了吗?
不过当着崇祯帝的面,他不能露出愠色,只能默不吱声。
陈演皱着眉头道:“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中葆何以认为,魏国公一定参与其中了?”
蒋德璟肃然道:“就算没有参与,也有失察、纵容之罪,府中家奴敢打着他的名义,到外面行此恶事,又岂是一日能养成?怕是一贯如此吧?”
陈演微有尴尬,退了回去。
“臣附议。相关人等,必须严惩。”四辅范景文站出。
五辅黄景昉犹豫了一下,没有站出,和范景文不同,他能入阁,和周延儒有莫大的关系,虽然心里支持蒋德璟,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好意思对周延儒和陈演落井下石。
内阁的争论,崇祯帝都听到了,对蒋德璟的意思,他是赞同的,而周延儒的圆柔处置,他也不反对,而在这期间,他已经思谋好了对魏国公的处置,于是从御案上翻出孟兆祥和冯元飏的联名奏疏,提起朱笔,在最后的处置上,稍微改了一下。
对李弘的处置,孟冯二人定的是籍没家财,充军流放,但崇祯帝直接改成了斩。
魏国公的家奴,定的是杖八十,崇祯帝也改成了斩。
至于动手的那几个流氓,更是斩首了。
而上下其手,参与到了其中的几个逮赋者,都是籍没家财。
应天府衙的不肖之徒,依刑责,分别是流放和杖刑。
而最重要的,也就引人注目的,就是魏国公徐文爵本人的处置。
崇祯帝放下朱笔,转对王承恩:“拟旨,魏国公,治家不严,放纵家奴,朕甚为失望,着罚俸三年,闭门思过,现在担的职务,全部免除。”
对前面的人,都是重责,只有对魏国公徐文爵是轻放。
由此可知,崇祯帝对勋贵,还是留有情面的。
“遵旨。”
对崇祯帝的处置,内阁没有异议,内廷批了红,压上大印,内阁画了押,这道圣旨就发了出去。
……
皇太子朱慈烺回到京师时,圣旨已经发出去有二十天了,南京那边在接到圣旨之后,立刻就做了处置,抄家的抄家,流放的流放,李弘和一干人等押入死牢,等待秋后问斩。而一向是南京第一尊的魏国公府,瞬间从高峰坠入到了低谷,府门紧闭,更有锦衣卫把守,俨然已经是不能自由出入了。
同时的,各地官员也接到了内阁的公文,该驱散就驱散,该处置就处置,但是秉公执法,出了事情,自有内阁担待,于是官员都硬气了起来,不再姑息,各地衙门前为了逮赋之事聚集请愿之事大幅减少,尤其是在知道魏国公被惩处,李弘被定了一个斩首之后,敢于顶风作案的就更是少了--银子虽然重要,但脑袋更宝贵,真要惹怒了朝廷,落得李弘的下场,那就因小失大了。
不过心中的怨气却是难解,去年是暗恨太子,认为太子追逮赋是不知道民间疾苦,今年则是恨上了内阁,若不是内阁的公文,府衙怎敢用棍棒对付我们?
于是骂声四起,逮赋者以及他们的家属,都将矛头指向了周延儒,编出各种段子和诗词,辱骂周延儒,同时的,他们也没有放过始作俑者,那就是皇太子,虽然不敢明着骂,但却也是拐弯抹角的编了一些污蔑的段子,或者是借古讽今,用唐太子宋太子,讽刺现在的大明太子,甚至连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也出来了。
但恨归恨,骂归骂,但眼看朝廷的欠赋不交是不行了,去年到今年,朝廷的压力一天比一天,那些御史言官也一天比一天没有耐性,最重要的是,继续拖延下去,不但年年要收利息,而且家族中人不能参与科举--这个措施太狠了,没有科举,就不能当官,而没有当官的子弟做后盾,再大的家族也会逐渐败落,因此,只能含血咬牙,将朝廷的欠赋一分不少的全补上。
短短一个月,除了一些特别顽固的钉子户和一些确实没有钱的落败户,江南大部分的逮赋者都补上了历年的欠赋,粮米和银两,通过漕运,源源不断的运往京师……
回到京师,朱慈烺就连续听到这两个好消息,嘴角不禁露出了微笑。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尤其是在赋税极低的情况下,有钱人就更不应该积欠朝廷的税赋,奈何,投机取巧的士绅太多,渐渐成了大明的顽疾。而为了医治这个顽疾,朱慈烺在朝堂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又背负了巨大的骂名,才好不容易的将“追逮赋”推行了开来。
说起来,真是艰辛,不过终算是做到了,经此一次,江南士绅必不敢再轻易欠赋了。
而能进行到这一步,朱慈烺对蒋德璟很是感激,若没有蒋德璟在御前的一番言,内阁绝不会“自揽责任”,发出那样的公文,江南各地衙门前聚集的士绅,也不会轻易散去。
至于魏国公的处置,则是在朱慈烺的预料中,他的父皇崇祯帝骨子里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对于贪官和无能的官员,从来都不会姑息,但对于亲贵和勋贵,却又有点感情用事,崇祯十二年,朝廷财政困难,首辅薛国观提议向勋贵们募捐,这本是一个好主意,崇祯帝也知道,不少勋贵富的流油,奈何最后就是推不下去,究其原因,就是崇祯帝心软,面子薄,架不住勋贵们的哭穷,偏偏薛国观又不自律,被政敌抓住了把柄,五皇子又忽然死去,临死前的一番话,吓着了崇祯帝,募捐之策就此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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