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8章 一功两罪
郑三俊,蒋德璟,吴牲,方贡岳等东林人也都是脸色大变,显然刘宗周事先并没有同他们商议。
内阁四臣的脸色也很难看,他们早知道刘宗周善于挑刺,不好对付,但想不到刘宗周不止是挑刺啊,这简直是连大腿骨都挑出来了。
杨嗣昌是崇祯的宠臣,虽然死了,但每每念起,崇祯依然是眼眶泛红。
卢象升当年力抗建虏而死,满朝文武都是钦佩,只不过杨嗣昌对卢象升一直抱有偏见,他在世之时,褒奖卢象升的声音一直被压制,如今杨嗣昌已死,只要群臣达成一致意见,追赠、追谥卢象升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最大的难题是左良玉和贺人龙的处理。
左良玉镇守襄阳,麾下兵马五万,是现在中原剿匪的主力。
贺人龙是陕西总兵,麾下兵马虽然没有五万,但秦兵历来是劲旅,所以明知道贺人龙是襄城战败的祸首,朝廷也不敢逼他太急,只是革了他总兵的官职,准他戴罪立功。
两人都是统兵大将,岂能轻动?
明末时,各镇总兵手下的主力都是豢养的家丁,知总兵而不知有朝廷,只要总兵带头,不管投降还是造反,他们都会跟从,这也是明末很多将领变成三姓家奴,来回反复的重要原因。现在是崇祯十五年,情况虽然还没到十七年后的严重程度,但苗头却已经很明显了,
因此朝廷对武将的处理很是谨慎,谁也怕重蹈崇祯四年孔有德在山东叛乱的覆辙。
刘宗周一代大儒,不会不知道其中利害,为什么要在朝堂上公开提出?
其实在襄城兵败之后就有不少的御史上疏弹劾贺人龙,要求朝廷严惩,但都被内阁压住了。
但内阁压不住刘宗周。
朱慈烺也是吃惊,想不到刘宗周的首奏这么“激烈”,甚至是有点无脑!
给卢象升追谥,惩治贺人龙,这两件事都是朱慈烺想做的,前者没有疑义,但后者绝不能轻动,必须谋定而后动。
贺人龙逃回陕西之后,一直躲在军营中不敢露面,只恐被朝廷捉拿,一直躲到五月份见好像没事了,才敢走出军营,后被孙传庭骗到中军帐绑缚,再召集陕西众将,论罪而诛杀。
贺人龙死后,一小部分贺人龙的亲信想要哗变,但很快就被平息。
这一切都仰赖孙传庭的高超手段。
贺人龙死后,高杰接替他的位置,统领秦兵,后成为弘光朝江北四镇之一。
御座上,崇祯脸色铁青。
关于杨嗣昌,他早有定见,任何人都不能改变,了解他性情的朝臣不会在杨嗣昌的事情上多嘴。
追谥卢象升可以酌情处理。
左良玉和贺人龙的跋扈,崇祯当然知道,以他刚硬的性子,如果天下太平,国事允许,他早就将两人逮捕下狱了,还用刘宗周提醒?但眼下流寇四起,中原和湖广还需要左良玉的大军支撑,问责左良玉,引起左良玉部的哗变,中原和湖广不就乱了吗?这个刘宗周,迂腐、阔略,不敷实用也就罢了,想不到竟在朝堂上出此难题,如果让远在襄阳的左良玉误以为朝廷对他不满,要整治他,他屯兵不出,不去剿匪,甚至割据称霸可怎么办?
至于贺人龙,他早已经做了安排,孙传庭启程赴任时,他就给了孙传庭一道密旨,要其择机除去贺人龙,以正法典。
襄城之战中,最大的责任人并不是左良玉,而是弃阵不守的贺人龙。
只所以密旨而不是直接传旨就是因为顾忌贺人龙手下的兵马,担心他会造反。
崇祯帝秘密安排的事情现在却被刘宗周捅了出来。
刘宗周,糊涂!
崇祯越想越怒,脸色铁青,眼睛里冒着怒火,不过不说话,只是把目光投向兵部尚书陈新甲。
陈新甲额头上的伤口还没有结痂,还缠有纱布,因此越发觉得燥热,细密的冷汗从鼻尖渗了出来。刘宗周的建言让他惊异,皇帝的目光则让他恐惧,于是连忙出列,调整了一下呼吸,高声道:“陛下,卢象升和杨嗣昌之事,臣不敢妄言,但新蔡、襄城连丧二督……”
朱慈烺盯着父皇的脸,他清楚的看到,当陈新甲说到“连丧二督”时,父皇眼角剧烈跳动,眼神中满是痛苦。
唉,这乱世天下,都快要把皇帝逼疯了。
朱慈烺暗暗叹息。
崇祯帝性子太过着急,属于今天下种明天就要见到树苗的那种脾气,不说袁崇焕郑崇俭,只说傅宗龙汪乔年,还有接下来的孙传庭,这三任三边总督某种意义上都是被崇祯帝逼死的。崇祯帝急于求成,根本不给三人充足的练兵时间和粮饷,只是一劲催促三人出兵剿匪。三人稍有迟钝,就会被下旨申斥,以至于三人战战兢兢,都是在明知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出战,最后都被流贼围困绞杀而死。
性格急躁是崇祯帝最大的缺陷,不能宽人,对文臣们要求太过严苛,动辄论罪下狱,以至于朝堂上出现人才断层。等到了崇祯十六年,孙传庭死后,从内阁阁员到各地督抚,竟然没有一个可用之人了,能臣不是死于朝廷的律法就是死于流贼的刀下,最后像魏藻德那种德性的人都能成为内阁首辅。
如果换成木匠皇帝天启,又或者是甩手掌柜南明弘光皇帝,甲申之变或许真的可以避免。
虽然这么认为,但朱慈烺对崇祯帝的情感丝毫没有发生改变,不止因为朱慈烺本尊和崇祯帝血脉相连,更因为崇祯帝眼中的焦虑目光,还有煤山上的歪脖子树。
稍微一走神,陈新甲的声音继续飘来:“……左良玉和贺人龙都是久经战阵,出生入死,为朝廷立下赫赫战功之人,此番河南之战中,左良玉带着将士们浴血奋战,数次击退流贼,鲜血染红征袍。襄城之战非不救,实在是有不得已的下情。贺人龙一向以勇武闻名,人曰贺疯子,如今正是用人之际,朝廷切不可因为一时的战事不利,就降罪于他,贬去了他总兵职,准其戴罪立功,如果无功,再两罪并罚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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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四臣的脸色也很难看,他们早知道刘宗周善于挑刺,不好对付,但想不到刘宗周不止是挑刺啊,这简直是连大腿骨都挑出来了。
杨嗣昌是崇祯的宠臣,虽然死了,但每每念起,崇祯依然是眼眶泛红。
卢象升当年力抗建虏而死,满朝文武都是钦佩,只不过杨嗣昌对卢象升一直抱有偏见,他在世之时,褒奖卢象升的声音一直被压制,如今杨嗣昌已死,只要群臣达成一致意见,追赠、追谥卢象升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最大的难题是左良玉和贺人龙的处理。
左良玉镇守襄阳,麾下兵马五万,是现在中原剿匪的主力。
贺人龙是陕西总兵,麾下兵马虽然没有五万,但秦兵历来是劲旅,所以明知道贺人龙是襄城战败的祸首,朝廷也不敢逼他太急,只是革了他总兵的官职,准他戴罪立功。
两人都是统兵大将,岂能轻动?
明末时,各镇总兵手下的主力都是豢养的家丁,知总兵而不知有朝廷,只要总兵带头,不管投降还是造反,他们都会跟从,这也是明末很多将领变成三姓家奴,来回反复的重要原因。现在是崇祯十五年,情况虽然还没到十七年后的严重程度,但苗头却已经很明显了,
因此朝廷对武将的处理很是谨慎,谁也怕重蹈崇祯四年孔有德在山东叛乱的覆辙。
刘宗周一代大儒,不会不知道其中利害,为什么要在朝堂上公开提出?
其实在襄城兵败之后就有不少的御史上疏弹劾贺人龙,要求朝廷严惩,但都被内阁压住了。
但内阁压不住刘宗周。
朱慈烺也是吃惊,想不到刘宗周的首奏这么“激烈”,甚至是有点无脑!
给卢象升追谥,惩治贺人龙,这两件事都是朱慈烺想做的,前者没有疑义,但后者绝不能轻动,必须谋定而后动。
贺人龙逃回陕西之后,一直躲在军营中不敢露面,只恐被朝廷捉拿,一直躲到五月份见好像没事了,才敢走出军营,后被孙传庭骗到中军帐绑缚,再召集陕西众将,论罪而诛杀。
贺人龙死后,一小部分贺人龙的亲信想要哗变,但很快就被平息。
这一切都仰赖孙传庭的高超手段。
贺人龙死后,高杰接替他的位置,统领秦兵,后成为弘光朝江北四镇之一。
御座上,崇祯脸色铁青。
关于杨嗣昌,他早有定见,任何人都不能改变,了解他性情的朝臣不会在杨嗣昌的事情上多嘴。
追谥卢象升可以酌情处理。
左良玉和贺人龙的跋扈,崇祯当然知道,以他刚硬的性子,如果天下太平,国事允许,他早就将两人逮捕下狱了,还用刘宗周提醒?但眼下流寇四起,中原和湖广还需要左良玉的大军支撑,问责左良玉,引起左良玉部的哗变,中原和湖广不就乱了吗?这个刘宗周,迂腐、阔略,不敷实用也就罢了,想不到竟在朝堂上出此难题,如果让远在襄阳的左良玉误以为朝廷对他不满,要整治他,他屯兵不出,不去剿匪,甚至割据称霸可怎么办?
至于贺人龙,他早已经做了安排,孙传庭启程赴任时,他就给了孙传庭一道密旨,要其择机除去贺人龙,以正法典。
襄城之战中,最大的责任人并不是左良玉,而是弃阵不守的贺人龙。
只所以密旨而不是直接传旨就是因为顾忌贺人龙手下的兵马,担心他会造反。
崇祯帝秘密安排的事情现在却被刘宗周捅了出来。
刘宗周,糊涂!
崇祯越想越怒,脸色铁青,眼睛里冒着怒火,不过不说话,只是把目光投向兵部尚书陈新甲。
陈新甲额头上的伤口还没有结痂,还缠有纱布,因此越发觉得燥热,细密的冷汗从鼻尖渗了出来。刘宗周的建言让他惊异,皇帝的目光则让他恐惧,于是连忙出列,调整了一下呼吸,高声道:“陛下,卢象升和杨嗣昌之事,臣不敢妄言,但新蔡、襄城连丧二督……”
朱慈烺盯着父皇的脸,他清楚的看到,当陈新甲说到“连丧二督”时,父皇眼角剧烈跳动,眼神中满是痛苦。
唉,这乱世天下,都快要把皇帝逼疯了。
朱慈烺暗暗叹息。
崇祯帝性子太过着急,属于今天下种明天就要见到树苗的那种脾气,不说袁崇焕郑崇俭,只说傅宗龙汪乔年,还有接下来的孙传庭,这三任三边总督某种意义上都是被崇祯帝逼死的。崇祯帝急于求成,根本不给三人充足的练兵时间和粮饷,只是一劲催促三人出兵剿匪。三人稍有迟钝,就会被下旨申斥,以至于三人战战兢兢,都是在明知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出战,最后都被流贼围困绞杀而死。
性格急躁是崇祯帝最大的缺陷,不能宽人,对文臣们要求太过严苛,动辄论罪下狱,以至于朝堂上出现人才断层。等到了崇祯十六年,孙传庭死后,从内阁阁员到各地督抚,竟然没有一个可用之人了,能臣不是死于朝廷的律法就是死于流贼的刀下,最后像魏藻德那种德性的人都能成为内阁首辅。
如果换成木匠皇帝天启,又或者是甩手掌柜南明弘光皇帝,甲申之变或许真的可以避免。
虽然这么认为,但朱慈烺对崇祯帝的情感丝毫没有发生改变,不止因为朱慈烺本尊和崇祯帝血脉相连,更因为崇祯帝眼中的焦虑目光,还有煤山上的歪脖子树。
稍微一走神,陈新甲的声音继续飘来:“……左良玉和贺人龙都是久经战阵,出生入死,为朝廷立下赫赫战功之人,此番河南之战中,左良玉带着将士们浴血奋战,数次击退流贼,鲜血染红征袍。襄城之战非不救,实在是有不得已的下情。贺人龙一向以勇武闻名,人曰贺疯子,如今正是用人之际,朝廷切不可因为一时的战事不利,就降罪于他,贬去了他总兵职,准其戴罪立功,如果无功,再两罪并罚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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